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 作者:[美]戴维·洛克菲勒【完结】 编辑推荐 　　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开诚布公、如此坦率地描写自己，但戴维·洛克菲勒极其出色地做到了。在讨论“巨大的财富如何塑造了自己，并赋予他相应的责任”时，他的论述引人入胜，而在描述洛克菲勒家族的四代人时，他的深情回忆也令人着迷。无须多言，我在字里行间就能清晰地读出他无意间流露的诚实、正派和仁义。 　　在《洛克菲勒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中，戴维·洛克菲勒用坦诚、敏锐、动人的笔调描绘了自己的一生。无论是描述他那非凡的家族、出色的事业，还是他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他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独特而宝贵的视角。 内容简介 　　《洛克菲勒回忆录》是一部独特的家族史，作者戴维·洛克菲勒违背了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传。作为美国第一家族的后代，戴维有机会可以接触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最有权势的家族、影响整个欧美政局的政治家、每一届美国总统，参与了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访问。作为哈耶克和熊彼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同学，他对经济学，对企业经营和政府影响都有着深刻的见地，这些见地也广泛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制定。 　　这也是一部关于20世纪的美国，以及美国如何对世界秩序产生影响的历史。通过他对童年、青年时期和自己与父母亲的细节描述，我们得以了解他的性格发展和生活方式。上世纪30年代他在纳粹德国的游历是让人吃惊的。关于他在二战时担任情报员的经历、他与兄弟的家庭冲突，还有他在大通银行、洛克菲勒中心、石油输出国组织，中东、拉美以及世贸组织中的任职经历也有详尽描写。最后他以对9-11事件的讨论收尾。 　　周旋于政策制定者、智囊团和企业家之中，洛克菲勒似乎天然具备这样的信念：地位高则责任重。他对大通银行进行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造，成就了商业史上的经典。 　　当然，这部自传又不全是财富故事或国际阴谋。作为约翰洛克菲勒六个孙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兄弟关系无疑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尽管他的政客兄弟在公开场合占据主动，可私底下却对他很是顺从。他好学、用功，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的人生道路虽不同，但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名声的基石——钱的问题。 　　戴维·洛克菲勒继承了巨大的财富，并且成功地把财富的培育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密切相连，影响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作者简介 　　戴维·洛克非勒，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美国最著名的企业王朝“洛克非勒帝国”的创建人、20世纪最伟大最有争议的企业家之一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他拥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多年以来在大通银行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1. 一张相片的故事 　　这里有一张照片：家里所有的男子都等候在塔里敦火车站，迎接火车把祖父的棺柩从他在佛罗里达州奥蒙德比奇的冬季住家运来。1937年5月23日，他在自己的床上悄然过世，享年97岁。虽然官方宣布的死因是巩膜心肌炎，简单地说，他就是老死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祖父”，而不是历史书上的“强盗男爵”或者伟大的慈善家。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孩提时期：慈祥而宽厚，深受我父亲—小约翰D洛克菲勒和全家人的敬重。 　　如今回想起那个画面，我发现那是一个绝好的写照，“捕捉”住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当时在人生道路上的位置，以及我们也许会一起走向何方。 　　约翰以其一贯的性格，站在人群的边上。31岁的他是家里的长子，家族的继承人。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加入了家族中许多机构的董事会，其中有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和殖民风格威廉斯堡修复协会（Colonial Williamsburg），培养他成为家族的领袖。但是，他羞涩腼腆，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 　　内尔森—同样符合其一贯性格—努力让自己站在了这幅相片的正中央位置，傲然地看着镜头。他29岁，不久即将成为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总裁。 　　27岁的劳伦斯是个哲学家、商人，目光凝望着不远处。他正成长为航空界领先的投资人，不久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埃迪里卡巴克一起买下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的大量股份。 　　温斯罗普长得最帅气。母亲奥尔德里奇的特征—有人可能会将其描写成“很有性格”—与洛克菲勒的基因综合起来，产生了电影明星般的美貌。温是我们中间最调皮捣蛋的一个，从来不能融洽相处。他已经25岁，在得克萨斯的油田当油井修建工。 　　我是最小的一个，21岁，看上去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我刚刚完成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那年夏天将去伦敦经济学院继续我的学业。 　　已经略显老态、63岁的父亲昂然矗立在那里，绝对的坦城直率，一脸友善、仁慈。也许略微有点距离。 　　我们把祖父带回了他跟父亲一起于25年前在波坎蒂克山家族地产上建造的宅子里。宅子取名叫“基魁特”（Kykuit）—这是荷兰语，意思是“眺望”—坐落在山顶上，壮观的哈得孙河尽收眼底。第二天，只剩下直系亲属和几个挚友的时候，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我记得那是美丽春季的一天，法国门敞开着，通往露台，哈得孙河在我们的下面泛着耀眼的蓝光。祖父最喜欢的风琴手—阿彻吉布森博士—在大厅演奏着。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随着他的乐曲假装表演一番。里弗赛德教堂（Riverside Church）—那是我父亲建造的—的高级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致了悼词。 　　葬礼结束后，大家来回转悠的时候，祖父的贴身男仆约迪先生朝我做了个手势。约迪是个衣冠整洁的瑞士人，30年来一直作为贴身男仆陪伴在祖父左右。我跟他很熟，但是，他在我面前从来都是缄默寡言的。我走到他跟前。他把我拉到一边，走进一个无人的过厅。“你知道，戴维先生，”他开口道（自打我记事开始，仆人们从来都是这么称呼我们。“洛克菲勒先生”太容易混淆，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人可以叫这个名字，而直呼其名又太过亲密），“在你们所有兄弟当中，你祖父一直觉得你最像他。”我当时一定是一脸惊讶。我万万没想到他会说这个。“是的，”他说，“他最喜爱的就是你。”我笨嘴拙舌地向他表示感谢，但他只是摆摆手，说，“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内尔森。但是，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 2. “标准石油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祖父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一家干货店当职员，每星期挣5美元。后来，他创建并经营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石油业，直到1911年—在经过长期的法律诉讼后，最高法院裁定解散这个托拉斯。分裂出来的许多公司至今依然存在：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佛龙（Chevron）、亚美（Amoco）以及大约三十多家其他公司。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祖父是进步党、平民党、社会党，以及所有对美国资本主义新秩序不满的人的攻击目标。势力强大的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利特称他是“他那个年代最大的罪犯”。特德罗斯福在消灭行业垄断的努力中，把他当做替罪羊。艾达塔贝尔比所有其他人更进一步，用自己的笔墨把祖父勾画成贪婪成性的“强盗男爵”形象。她写道：“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先生打高尔夫球的主要原因是要活得更长一些，以便赚更多的钱。” 　　时至今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那些当时评述为标准石油公司描绘的图像带着强烈的偏见，而且常常很不准确。祖父和他的合伙人们是些强盛的竞争者，但他们的“罪行”不过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正常经商行为。那时的世界完全不同，如今规范商务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当年几乎都不存在。标准石油公司是在经济战线的前沿运作；那是一个新的、无人开垦的领域，有些时候颇像西部开荒。那些小报记者们将石油行业的早年岁月理想化了，描绘成某种形式的企业伊甸园。事实上，当时的情形极其残酷。价格波动剧烈，生产情况极不稳定，石油供应时而充裕，时而荒缺。炼油厂和生产商们常常是一夜之间就破产关张。祖父可不是个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当时的局面投机性太强，目光太浅显，浪费太严重，因此他着手要用残酷的方式予以纠正。 　　所谓标准石油公司骗取寡妇鳏夫遗产、爆炸竞争对手的炼油厂、不择手段地毁灭竞争对手等指控—所有那些为塔贝尔等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都是绝对的无中生有。事情的真相是，标准石油公司在交易当中，比其许多竞争对手都更受人敬重。在合并诉讼过程中，标准石油公司向与其竞争的炼油厂提供的报价，不仅真诚，而且慷慨大方—事实上，因为标准石油公司的慷慨大方，竞争对手常常是仅仅为了有机会被再次收购而重新入市开张。祖父的合伙人们对这种持续的“讹诈”行为叫苦不迭，但祖父继续收购，以便完成他的计划。 　　标准石油公司是个垄断企业。在其巅峰时期，它控制了90%的国内石油界，而且还在顽强地收购那最后的10%。然而，祖父从来没有觉得主宰市场有什么不对，无论是对石油界的老板和工人们来说，还是对消费者和整个国家而言。这一点与教科书里的论断截然不同，许多人发现很难相信他在此事上的诚意。但是，随着标准石油公司市场份额的增加，石油产品—在标准石油公司刚开始的几十年，主要是煤油—对于消费者来说，成本大幅度降低。煤油成了到处都能买得到的产品，而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价廉物美。公司投资于新科技，以扩大其产品的范围、提高产品质量，并开发以往只是倾倒在地上或附近江河里的副产品的新用途。汽油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过去的一种垃圾最后在内燃机里找到了重大用途，成为价值最高的石油产品。 　　降低价格是祖父的政策—他相信，产品越便宜，人们买得越多；市场越大，标准石油公司的规模经济才越有“用武之地”。他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弹性需求”。他一贯相信，“买卖规模大一些、产品单位利润小一些”是良好的经商之道。许多经济学家大谈商务即“对市场需求作出的反应”，但祖父却不是这样运作的。他还通过在国内外建立新销售渠道来创造需求。比如，作为一种营销道具，标准石油公司经常赠送灯笼，以确保消费者会买煤油来点灯笼—与吉列赠送剃须刀来确保消费者会继续购买剃须刀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需求还远远没有出现的时候，祖父就敦促他的下属们收购炼油厂、开发新油田、提高生产产量。在经济萧条、其他人都在收缩的时候，标准石油公司表现得最为强劲，因为祖父具有远大的行业目光，懂得应当如何经营。 　　标准石油公司与其对手的几个不同之处是：愿意投资于新科技；时常关心生产成本；高度重视产品的营销。祖父成功地在一个团结一心的机构里综合了行业内的广泛机能，从井口的生产到给顾客的最终送货。标准石油公司是第一家现代化全面综合型经济企业。那是祖父最伟大的成就：创建了石油行业，并在此过程中创建了现代化公司集团。正是这种集团机构的成功，才改变了商务世界。 　　对最高法院在1911年解散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的行为，美国公众欢呼雀跃。但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一点是，祖父对石油业的整合，其最终结果是更便宜、更好、更可靠的石油供应，从而帮助了美国从一个分散型农业国家转向高度集权的工业化的民主国家。 3. 临危不乱(1) 　　我父亲—后来他自己也遇到了媒体方面的麻烦—曾经多次带着某种嫉羡描述祖父在危难关头处惊不乱的样子。祖父在读了塔贝尔的书以后，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说，他“相当喜欢这本书”。以我的看法，祖父在面对个人攻击时的平和自信，源自他对宗教的笃信不疑，使他拥有超人的信心，能够整合美国的石油业。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按照浸礼会的严格信条生活。他的信仰“解释”了他身边的世界，引导他行走于世间，并为他提供了一种自由的构架。这些信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善举的信仰是毫无意义的。那种中心信念引导着祖父首先接受他那巨大财富的“代管信条”，然后通过在人生的后期创建伟大的慈善事业来扩大财富。 　　祖父是在纽约州中部的一般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常年不在家中，过去的名声并不太好。但是他的母亲—伊莱扎戴维森洛克菲勒—是个极其忠诚而规矩的妇女，实际上是她抚养了祖父和他的兄弟姐妹。 　　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很难理解被宗教信仰如此约束的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按照浸礼会信仰之严格限制的活法—不得喝酒、抽烟、跳舞—似乎是种冷酷得痛苦难挨的日子。但是，祖父却轻松，甚至是愉快地接受了其宗教信仰的诸多戒律—以及所有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堪重负的一切。他是我平生所见最不残酷的人：他时常面带微笑，诙谐幽默，讲述各种滑稽故事。他并不是在向任何人献媚；他的内心似乎充盈着一种祥和满足的感觉。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从我父母的家“阿比顿山庄”（Abeyton Lodge）出来，步行大约1/4英里的路，爬上山，到基魁特跟祖父一起吃早饭或午饭。祖父的早饭向来都是燕麦片，不过用的是黄油和盐，而不是奶油和糖。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细嚼慢咽，因为他觉得这对消化十分重要。他说，连牛奶都要咀嚼，而且他就是这么做的！ 　　祖父很少单独用餐。朋友和下属们—其中许多是来自克里夫兰的老熟人—经常跟他在一起，而且常常是时间很长。吃饭的时间很长，气氛很轻松，交谈很随便、愉快。饭桌上从来不讨论生意上的事情—相反，祖父常常跟他的侄女和他的老管家开玩笑。管家叫埃文斯太太，矮胖的身材，慈祥善良。她常常回敬祖父的幽默。有几次，我跟祖父在基魁特还一起用过正餐。饭后，我们便统统来到客厅。在那里，祖父会在客人们的谈话过程中在自己的舒坦的椅子里静静地打起瞌睡。他总是很早就上床睡觉。 　　有时候，祖父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叫做“纽美利卡”（Num-erica）。该游戏的目的是测试并提高数学分析能力。祖父总是当庄家—每一轮的赢家总是赚1角硬币，输的赚5分钱。 　　我稍微长大了一些后，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有一回，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到“娱乐房”（Playhouse）吃我做的全鸡宴。祖父和埃文斯都来了，并且宣布那顿饭“味道很好”！ 　　我还去过祖父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家。祖父喜欢高尔夫，在波坎迪克和莱克伍德修建了私人球场。当我进入少年、刚刚学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打几个洞。到了那个岁数，祖父打高尔夫只是为了运动，很少打全场。 　　1936年6月，祖父的身体开始衰弱。我到奥蒙德比奇短暂地看望他。跟以往一样，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但他已经明显非常虚弱、疲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或静静地坐着。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但他好像看到我在房间里跟他在一起就很满足了。他允许我拍了几张他坐在椅子上的照片。那是在他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祖父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评判或谴责与他信仰不同的人。祖父一辈子都没有沾过酒，这在标准石油公司实属罕见，因为公司里他的大多数亲密下属都绝不是虔诚的教徒。曾经是对手、后来成为密友的约翰阿奇博尔德是个嗜酒如命的人，而祖父把对他的“改造”看成是自己的一个终身项目。祖父与他的商务伙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亨利弗拉格勒和他的弟弟威廉—威廉从一开始就和祖父一起建设标准石油公司。在我听到他极其有限的几次提及自己的商务生涯时，他谈论的是他们在一个宏伟新企业里作为同僚的乐趣，尽管他们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尽管他们时常挑灯夜战。 　　祖父本性很谦逊，虽然他过的是只有富豪才可能过的日子，但比较而言，他很节俭。当卡内基、弗里克、哈里曼和范德比尔特等富豪家族纷纷在第五大道修建豪宅的时候，祖父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买了一栋房屋。那栋房子原来的住户阿尔贝拉沃沙姆是科利斯P亨廷顿的女主人。那是一栋非常大的褐砂石房屋，祖父在它的旁边买下了好几栋，以便后来家庭的壮大。但是，鉴于他的本性，他从来不劳心费神去重新装修。祖父在世的时候，沃沙姆女士的高级红壁纸和死沉死沉的维多利亚豪华家具一直留在那里。 　　祖父惟一沉溺其中的大概要算骑马了。他养了好几对马匹，并且喜欢在波坎蒂克和中央公园骑马快跑。有时，他会在那里跟他的弟弟和几个好友进行比赛。 　　祖父完全没有虚荣心。他几乎完全不考虑外表形象问题。年轻的时候，他很英俊，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感染上了一种痛苦的病毒—全面脱发，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患上这种病以后，他的头发脱光了。在当时的一张照片里，他戴了一顶无檐便帽，看上去很像是“威尼斯商人”。后来，他戴上了假发。 4. 临危不乱(2) 　　有些人—特别是艾达塔贝尔—觉得他的外表形象令人厌恶；有些人却不同意。起初，约翰辛格萨金特不愿意画祖父的肖像。但是，在画像过程中的长谈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最后，萨金特告诉父亲，说他想再画一幅，因为他迷上了自己的主题对象，说祖父让他想起了中世纪的一个圣人。 5. “给予的艺术” 　　事实上，祖父发现管理自己的财富—截至1910年达到了将近10亿美元—成了一个问题。他每年从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数额巨大，而鉴于祖父严谨审慎的本性，这些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花费或者投资。由于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没有兴趣，又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也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乐此不疲的所有活动，于是，祖父想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决办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煤矿、铁路、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铁矿生意，并最终控制了明尼苏达州富饶的梅萨比岭的很大一部分。 　　可是，自从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以后，祖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慈善事业。他称之为“给予的艺术”。通过这种投资，他取得了跟标准石油公司一样的重大影响。 　　祖父自打年轻的时候，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个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比父亲还不如。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1/10捐献给教堂和做其他善举。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上升，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订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式，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交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精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发明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欢迎科学的方法，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工作。 　　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上。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制订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深深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觉得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GEB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GEB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是第一家带着具体的全球眼光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该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二十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付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6. “公共关系” 　　有人经常指责祖父的慈善捐助不过是一种公共关系之举，其目的是要在一辈子贪婪赚钱之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他当真是出于这种动机的话，难道他需要花费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实现该目的吗？ 　　公共关系的先驱艾维李常常被指责为祖父制定了详尽的公关计划，包括创建庞大的基金会、让祖父施舍亮晶晶的硬币，把他冷酷无情的强盗男爵形象转换成一个心地善良、慈祥温和的老头。这些说法大多荒谬不经。祖父赠送硬币的目的是融洽与在高尔夫球场或走在街上不经意遇到的人们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让人们变得随便一些。而此举常常奏效。 　　事实上，祖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好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不允许在芝加哥大学或大众教育委员会使用他的名字，而洛克菲勒研究院用上他的名字，也是他几经犹豫后才勉强答应的。很难想像祖父会在拒绝允许标准石油公司驳斥小报记者散布的诽谤之辞后，竟然将自己的大量财富用来操纵公众对他的看法。人们不得不相信—反正我不信—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次良知危机，才可能迫使他散发自己的“不义之财”。 　　祖父从来没有对我父亲、对他的孙子孙女或任何人说过半句后悔经商的话。他相信标准石油公司造福了社会，并为自己在创建这家公司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欣慰。 　　那么，祖父的慈善之举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他受到的宗教教诲和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艾达塔贝尔之流选择了要把祖父描绘成贪婪本质的象征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缩影。祖父是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赋予了该词不同的含义。他拒绝把个人主义视同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膨胀的说法。相反，他给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我相信，这正是他慈善之举的根源和目的。 　　至于父亲，他不仅没有为祖父感到丝毫的羞愧，而且为他以及他的许多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如果父亲有什么矛盾心理的话—他的确心里感到矛盾—那就是他自叹不如。在自己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父亲—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自己的评价是：他不过是在踩着伟人的足迹往前走。 7. 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 　　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道那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惟一感兴趣的是什么能让我的女儿幸福。” 　　父亲的确做到了让母亲幸福，她也让他感到了幸福，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两人极其亲密—也许过于亲密，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而且我相信他们非常相爱。母亲给父亲以及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他急需的欢快和乐趣。 　　母亲生长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一个由8个子女组成的大家庭，5个兄弟、3个姐妹。母亲排行老三，是第二个女儿，与她的父亲极其亲密。她父亲在通过建立联邦储蓄系统来设置高税率、建立弹性更大的货币体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母亲记得他曾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与同事们一边打扑克、喝酒，一边辩论立法问题。外祖母奥尔德里奇多年没有自理能力，因此，母亲在结婚前大约10来年的时间里，常常承担她父亲的女主人角色。她被推进了华盛顿舞台的中央，对于处理“社会”需求，她不仅处之泰然，而且轻车熟路。 　　外祖父奥尔德里奇喜欢旅游，钟爱艺术。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常常陪伴他去巴黎、罗马和伦敦，而他在那里参加官方会议。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认识了巴黎，以及巴黎的艺术世界，而且当时崭露头角的新形式、新思想很对她的胃口。 8. 颇具影响力的标准和脆弱的情感 　　把母亲娶过门的家跟她的娘家迥然不同。她的兄弟姐妹 　　们—尤其是她的姐姐露西—笑话她嫁给了“古板”的洛克菲勒家，起初很担心她无法适应。 　　影响父亲大部分少年时期生活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她是个极其严谨刻板的人，主要负责他的抚养和教育。她的父母笃信宗教，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奴隶制运动和禁酒运动。她的画像和照片都表现出她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令人敬畏的女性。 　　祖母洛克菲勒为父亲灌输了大部分宗教知识，培养他正直无私的强烈道德感，并第一个告诉他要肩负掌管家族的巨大财富的重任。祖母洛克菲勒在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Woman誷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深信“酒魔”是当时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贫困、邪恶和犯罪。孩提时期，父亲便定期参加禁酒会议。到了10岁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份誓言，要远离“烟草、异教和任何醉人的饮料”。一直到上大学之前，父亲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家庭和浸礼会教堂。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读大学期间，父亲第一次有机会挣脱他母亲的影响，但那很不容易，而且他也从未成功。然而，他还是探索了一些新思想，从而逐渐拓宽了他对身边世界的理解，并结交了一些终身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至少从我的角度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并开始追求她，直至他们8年后结为夫妇。 　　尽管有了大学教育的影响，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批朋友，父亲对待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虽然起初他曾经疑虑、犹豫过—是天赐之作。母亲的激情、人缘和社交能力帮助他应对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帮助弥补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从母亲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和保护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远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边，也能够随时取得帮助。他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退缩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某种角度说，那是一种浪漫，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极度的爱慕浓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纽带关系是绝对排他型—包括他们的孩子。而在这种排他型关系中产生的是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我们打小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得到母亲一丝一毫的注意力，都必须跟父亲竞争。我们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们，喜欢花时间跟我们一起，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所产生的冲突让她恼火异常。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无休止的重担，是造成巨大压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父亲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随时得到她，而在这方面，他的需求事实上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9. 她是个美人 　　虽然存在这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深深地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即便到了今天，每当我想起母亲，心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爱意和幸福感。我估计，按照当代的标准，她不算是个标准的美人。我和内尔森继承了她的奥尔德里奇特征，其中最显著的是奥尔德里奇家的鼻子。然而，在我看来，母亲是个美人，她的朋友和熟人也都这么看，因为那些特征充满了活力和温暖。这种美很难在照片或画像中表现出来，而且事实上，在这方面，没有几件影像作品对她是公平的。奇怪的是，最像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弗雷德W赖特画的—他是照着一张好照片临摹的，照片上她怀抱着内尔森的大儿子罗德曼，当时罗德曼还是个孩子。那幅画在捕捉她的表情方面超过了任何一幅正式画像。 　　除了长相以外，我从母亲那里还继承了大量的奥尔德里奇秉性。她那平静的性格与父亲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的紧张、急迫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母亲喜爱小孩儿，而且毫无疑问，作为最小的一个，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的哥哥们经常指责我得到了特殊待遇，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有意识地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偏爱。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味道；收集整套的某种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在她的身边，我吸收了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我从她那里学到的艺术知识超过了所有艺术历史学家和监护人—他们多年来向我传授了艺术历史的技术内容和艺术欣赏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明面上，母亲和父亲在有关抚养我们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对待孩子们也是同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情却差别甚大。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参加我们的早晨祈祷—她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报纸或者写回信。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随意而为是她的天性，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10. 职责、道德、品行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过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打开；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规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着长裙，即使是全家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一样。尽管如此，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却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驱车穿越西南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成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得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距离我们很远。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往来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伤怀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但是，在父亲正经、正确的外表下面，那温柔、温暖的一面，会在我们当中有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点展现了在他的个性中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个内容，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将近50年的亲密关系。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指望得上他的爱和支持，即便他可能并不赞成我做的有些事情。 　　父亲是个复杂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成就父亲是没有机会效仿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还是被自叹不如的情感困扰着。他曾经描述自己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时期短暂的商务生涯是“与我自己意识的一种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一生都在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和继承的遗产。 　　早在3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饱尝“精神崩溃”的折磨—如今，我们称之为抑郁症。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积极介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脱离开来。为了恢复健康，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阿比—当时她才1岁—到法国南部度假一个月。结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6个月，而且即便在他们回来以后，父亲还是深居简出。过了将近整整一年时间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够回到办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班。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起过这段故事，虽然有一两回他曾经暗示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感情问题。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经历过困难时期，是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正经历着类似的抑郁。父亲在他身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我的朋友说，当父亲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泪水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10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过上舒适的日子，按照大多数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最后的结果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巨大的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肩负着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已经垮了下来。他也许认定，把巨额财富放到他的身上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计划要在生前或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11.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上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CF&I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卫队。整个冬季期间，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之间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拖进了冲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家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CF&I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远不止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父亲相信，他必须应对导致矿工们不满的根源问题。 　　接着，父亲聘用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后来，金先生当上了加拿大的首相。金先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在CF&I实施了一个“行业代表计划”，成为劳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父亲与金一起到了科罗拉多，用了几天时间与矿工们会谈，甚至在方形舞会与矿工的妻子们跳舞。 　　父亲的目标是，要通过解决劳工的困苦、说服商人认识到自己对其工人们负有的更加广泛的责任，来改善美国的劳工关系。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劳工问题的介入并非到拉德洛就结束了，而是把它当做自己今后的中心兴趣。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 　　司—行业关系顾问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为各公司提供劳工关系方面的咨询。公司很受人们的欢迎。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集团—包括标准石油集团中的几家公司—都应用了它的咨询服务。 　　拉德洛事件标志着父亲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无论从才华还是从意愿上说，他都不是个商人，但是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给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亲在非常严峻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中的坚毅和力度。此外，在严重的个人悲剧期间，他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1915年3月，他敬爱的母亲劳拉久病不愈去世了，而1个月后，他的岳父也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让祖父相信了，他的儿子完全有资格肩负管理他那巨大财富的职责。从1917年开始，祖父逐渐将自己的剩余资产转给了父亲—当时大约有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父亲立刻着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担起巨额资产带来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座右铭完全一致：进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积极介入祖父创建的各个机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而他在那些机构中已经承担了主要领导职责。但是，他同时还有机会启动他自己的项目—包含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宗教到科学、环境、政治和文化。 12. 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 　　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在西54大街10号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家并不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和第五大道其他人建造的那种带有角楼、雉堞围墙和豪华舞厅的庄园，但也绝不是简陋的房屋。当时，那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有9层高，屋顶有一个封闭的游乐场。下面是一个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家里人得了麻疹、腮腺炎之类传染病时去的地方。二楼有一间音乐室，里面有一只风琴和一架大钢琴；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招待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的，比如帕岱莱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和博里（Lucretia Bori）。 13. 艺术的氛围 　　屋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彼此相去甚远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品位是折中型的，范围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她对当代美国艺术家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市中心艺术馆主人伊迪斯哈尔伯特的指导下，母亲买进了希勒（Sheeler）、霍珀（Hopper）、德穆思（Demuth）、伯奇非尔德（Burchfield）和戴维斯（Arthur Davies）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母亲结识了利利布利斯和玛丽奎因沙利文，她们对现代艺术也是激情万分。她们三人担心，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没有什么希望在旧式博物馆中露脸—即便有机会，也要在他们去世以后。她们决定建立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才可能在1929年问世。 　　虽然父亲为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她的个人需求，但她并没有独立的资源用来购买昂贵的艺术品；莫奈、马奈、德加、马蒂斯和其他艺术家的油画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相反，她购买了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的复制品和素描画，最终积累了相当的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被她捐给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父亲不喜欢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不像生活”、丑陋且令人焦躁，拒绝母亲把当代艺术品挂在家里他常去的地方。在尊重他的观点的同时，她不改初衷地兴趣越来越大。1930年，母亲把设计师唐纳德德斯基—他后来监管了广播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装修—留下来，将10号7层原来的儿童游乐室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长廊。 　　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的其他部分，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十分显著。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和经典艺术的欣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母亲热爱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美，但父亲的品位却局限于比较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10号的整修之后不久，我父母就没有地方存放他们已经购买的一些大型的重要物品，于是他们又买下了毗邻的房子。10号的3个楼层的墙壁上开了几道连通门。父亲就在这里展示着他最喜爱的一些作品，包括18世纪哥白林（Gobelin，欧洲古典纤维艺术）的10张挂毯—《卢卡斯之月》（The Months of Lucas）—那原是为路易十四编织的—和15世纪早期法国歌特式的一套挂毯—著名的《猎捕独角兽》（Hunt of the Unicorn）。 　　我很喜欢独角兽的挂毯，常常带客人穿过挂着那些挂毯的房间，一幅一幅地向客人们讲解被追捕的独角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客人是纽约州的州长阿尔史密斯—当时他是我姐姐婚礼上的一个客人，他耐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解，后来给我寄来一张他个人的相片，并签字“给我的朋友戴夫，阿尔史密斯”以示感谢。20世纪30年代后期，父亲将这两套挂毯都送给了都市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而那套独角兽的挂毯继续成为曼哈顿岛北端附近翠亨堡里都市修道院艺术博物馆（Cloisters Museum）中的主要特色。 　　父亲为之骄傲、欢欣的是他收集的大量明朝和康熙时期的中国陶瓷。1913年，他就买下了JP摩根（J. P. Morgan）大量收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且终身保持了对这些美轮美奂物品的浓厚兴趣。他收集的康熙时期物品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宽口陶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比我的人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别定做的台子上，展放在10号2层几个房间里的显著位置。那些陶器看上去磅礴宏伟—有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还买了许多小一些的物品，包括神话传奇动物和人物的塑像，色彩精细，巧夺天工。我的脑子里至今还能想起一幅画面—那是他用放大镜在检查自己打算买下的陶瓷，要确保那些陶瓷未曾破损、修复过。 　　母亲也喜爱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和朝鲜的更加古老时期的陶瓷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形式。她在12号有一间屋子，我们称之为“佛教屋”，里面有许多佛像和观音像，屋子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整个屋子弥漫着浓郁的焚香味道。 　　母亲在收藏方面还有一个搭档，是她的大姐露西。露西姨妈从小就几乎全聋了，你必须站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才能让她听见。尽管有此残疾，她却是个意志坚定的旅行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她周游世界，走访了许多偏远的地方，而当时旅游是一种比现在危险得多的活动，尤其对未婚妇女来说。1923年，露西姨妈在乘坐上海快车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旅行的时候，火车遭到了土匪的袭击。火车上有数人被杀，她也被绑架了。她被放在驴背上进了深山，当时，土匪的计划是要挟持她索取赎金。当土匪们听说政府的军队在穷追不舍的时候，便突然将她抛弃了。露西姨妈在半夜时分摸索着来到一个带有围墙的村庄。她没有获准进去，便在大门旁边的小窝棚里过了夜，直到早晨才被允许进村。那天晚些时候，她才获救。 　　无论到什么地方，露西姨妈都要购买艺术品—而且常常是在偏远的地方，用最低廉的价格。她还时不时地为母亲买些东西，然后用大柳条箱托运到我们在纽约的家。幸运的是，露西姨妈的品位很高。她对日本江户时期（1600~1868年）的花鸟复制品和能乐舞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在日本十分珍贵，且非常罕见—并在40年的时间里买进了许多。此外，她还收集了一大批欧洲和英国古陶瓷，包括18世纪迈森陶器（Meissen）的全套Monkey Band，造型设计是约翰坎德勒。她在1955年去世以前，将这些收藏品的大部分留给了罗得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我母亲也为该学院捐献了她收藏的18世纪、19世纪日本艺术大师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和歌的复制品。 14. 上学 　　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早早地叫醒，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了早祈祷后迅速吃些早饭。父亲让我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并要求我们背诵。然后，我们每人轮流朗读一篇诗篇或圣经里的另外一节。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父亲严厉而柔和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所念内容的意思。嬉笑打闹或者中途插话是绝对不允许的。祈祷总共需要10~15分钟。母亲和我姐姐巴布斯都不参加祈祷。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的身体锻炼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围通过第五大道前往市中心。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温思罗普只能滑到第72大街，而内尔森和劳伦斯经常滑到第96大街。开着纳什轿车跟在我们身后、准备在我们精疲力竭时接上我们的是爱尔兰康坎农家的三兄弟之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马夫，后来都或多或少学会了开车。他们很不习惯坐在车里，最喜欢的是驾驶我们的电动车。电动车在亨利福特的T型车问世之前非常流行，因为它就像是四轮马车，司机像马夫一样弯腰坐在上面。 　　林肯学校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学的私人学校，不像男孩的勃朗宁（Browning）或圣伯纳德（St. Bernard誷），也不像女孩的蔡平（Chapin）或布里尔利（Brearly）。那里的学费相当低，具有竞争性，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学校对男女生都开放，其生源构成在市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来自富裕商人或银行家的家庭，大多数同学来自中产阶级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著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 Zorach）的儿子；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从事绘画和挂毯的编织。有几个孩子来自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移民。我的同学们都很聪明，而且—跟我一样—对活动的兴趣大于体育。 　　当时，林肯学校与纽约所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其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父亲热烈支持约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学校改革，并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父亲和林肯学校的其他创始人们相信，现代学校必须不仅仅是公式数据和死记硬背的场所；学校必须成为人们学习如何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地方。经营林肯学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誷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早年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支持来自大众教育委员会，是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 　　林肯学校强调孩子们有学习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数课程中，我们没有教科书上具体的阅读作业，而是被要求自己去图书馆搜寻资料。从根本上说，老师教我们的是如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灌输给我们的数据。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拿我来说，我在阅读和拼写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师们根据“进步型”教育理论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我只是读得比较慢，会自己成长起来的。结果，我的阅读能力以及我的拼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约翰—在朗读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难。 　　在另一方面，我在林肯学校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终身对历史的兴趣归功于我的六年级老师埃尔米纳勒克—是他把过去描绘得栩栩如生。虽然在某些方面，林肯学校造成了我后来的措手不及，我还是在17岁那年进了哈佛，并在那里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学术课程。 15. 波坎蒂克 　　冬天的时候，全家到威斯特彻斯特县波坎蒂克山上的宅子里过周末，就在如今横跨哈得孙河的塔潘齐桥的北面。我们开着一辆新普利斯（Crane Simplex）车上的山。车顶很高，一个中等身高的人完全可以站在车里。车上有折叠侧座，连司机在内，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7个人。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条路似乎永远走不完—当时没有现代公路，从曼哈顿出发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座位上的长毛绒味道总是让我感到有点晕车。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祖父就在其兄弟威廉在哈得孙河边地产附近的波坎蒂克购买房地产。威斯特彻斯特县的西南部地区当时还是荒郊野外，有大片大片的树林、湖泊、田野和河溪—到处都是野生动植物。最后，我们家买下了波坎蒂克山四周以及波坎蒂克山小村庄大部分地块共计约3 400英亩的土地。那里的大部分村民都为我们家族工作，住在祖父拥有的房屋里。 　　我的祖父母住的木屋在1901年被大火烧毁。他们没有就地重建，而只是搬进了山下面的一些小房子里—名叫“肯特屋”（Kent House）。他们在里面感觉心满意足。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他们最后在山顶原来木屋的旁边建起了一栋更大、更结实的房子。祖父从1912年起住进了“基魁特”，直到他于1937年去世。在这之后，母亲和父亲搬了进去。 　　我父母在“公园”里的第一个家—“阿比顿山庄”—是“基魁特”往山下走的一个木结构房屋，很大、很凌乱。“阿比顿山庄”的内部装修呈欢快格调，到处都是橡木面板和地面，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宽宽的金色橡木楼梯从门厅引向二楼，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几乎占据了整个前厅。我记得自己正是在那张桌子上，在1929年股市崩溃的那天看到了《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封面。很多房间里都有壁炉，包括几间卧室。客厅的壁炉在寒冷气候时总是烧着，为客厅营造了一种友善诱人的氛围。带有玻璃门的书架占了整整一面墙，存放着著名作家的成套图书—包括狄更斯和斯蒂文森—以及纪念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和《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杂志的合订本。房子里惟一突出的绘画是乔治英尼斯的一幅大型风景画。 　　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大型动物的脑袋。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因为父亲当然从来没有参加过非洲的徒步旅游，可是，罗斯福时代过去后没多久，镶嵌型动物纪念品就成了时尚。还有一个填充式大企鹅站在前廊。那是伯德少将送给父亲的，感谢父亲为他的极地探险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在那些日子里，伯德少将经常来我们家。他第一次去南极考察的时候，从小亚美利加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说他用我的名字给一个中转营地命了名。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伯德在罗斯海附近发现了山脉，并将其中之一命名为洛克菲勒山脉—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另一位著名的客人是查尔斯林德伯 　　格—1927年，他在独自一人飞越大西洋后不久，就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 　　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的一条支线—帕特南支线—正好穿过祖父拥有的一块地，就在大门的外面有一个小车站。我记得夜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蒸汽火车的鸣笛和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在我卧室窗户的外面有一棵大枫树，秋天的时候一片艳红。树叶飘落的时候，我能看到斜坡上的草坪里，一群羊在高尔夫球场旁吃草—有个苏格兰牧羊人正在四周放牧，不让草长得太高—抬头眺望，是山上的“基魁特”。 　　我已经迷上了研究自然，尤其是收集甲壳虫，那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小亨利福特在缅因州上了一堂自然历史课的结果。在暖融融的春夜，我常常在卧室外门廊的灰泥墙上挂起一张床单，并在前面放一盏灯。甲壳虫以及其他昆虫就会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用不了多会儿，单子上就会爬满了昆虫。我可以在一个晚上就轻而易举地收集到30多种甲壳虫。令人悲哀的是，如今已经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辉煌战果了，显然是由于过多地应用了杀虫剂。作为一个孩子，美洲大螽斯、知了和其他昆虫的大合唱常常令我夜不成眠。如今，在夏末季节，我们有时能听到一些大螽斯的鸣叫声，但是非常少见。令人悲伤的是，雷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中准确地描述了杀虫剂会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 　　有两个电工住在山庄里，名字起得非常贴切—贝尔先生和巴茨维尔先生（两人的英文名字原意分别是“铃”和“铃声”）。巴茨维尔先生的女儿路易丝与我同岁，而这一点在我5岁的时候曾经让我确信，我们两人命中注定会结婚。下雪的天气里，“基魁特”四周无边无际的斜坡草地最适合乘雪橇，我和路易丝经常一起冲下山坡。除了路易丝和庄园雇工的其他几个孩子以外，我没有多少伙伴。有时，我会带朋友们出去度周末，但更多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 　　但是，山庄是孩子的天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在“阿比顿山庄”的山坡上面建造了一个大型“娱乐房”，里面有体操房、室内泳池、保龄球道、壁球馆，以及我为祖父准备鸡宴的厨房。10年以后，父亲又添加了一个室内网球场，上面是巨大的玻璃穹顶，有一个为看球的人准备的休息场所，还有一些冬天保温的壁炉。好玩的地方数不胜数，但是，我记得自己通常不得不独自玩耍，或者是跟周末时过来的家庭老师一起玩。 16. 锡尔港的夏天(1) 　　夏天，我们总是去缅因州芒特迪瑟特岛东南海滩锡尔港的艾里，离巴港不远。我们常常在波坎蒂克庆祝祖父7月8日的生日，然后于第二天北上。举家迁移是一项复杂的后勤工作，要求准备好几个星期。大小箱子都要从储藏室拖出来，装上我们可能会在将近3个月的避暑期间需要的所有物品。在我们出发的那天，工人们把箱子装上卡车，同时搬上冰箱，里面是消过毒的牛奶，以便孩子们在火车上喝。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然后装上火车。“阿比顿山庄”到处都是喜人的繁忙景象和急不可待的感觉，而我们则匆忙地收拾着我们不得不带上的所有东西：书、游戏和健身器材。 　　炎热潮湿的夏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波坎蒂克，前往纽约市。家人和仆人们就能占整整一节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除了母亲、父亲和6个孩子以外，还有保姆、家庭老师、私人秘书、父亲的贴身男仆、女侍者、厨房女佣、客厅侍女和家庭女 　　仆—各自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来照料在艾里的大约100个房间。我父母在1908年将它买下以后又大大扩建了一番。除了普尔曼式卧铺车厢以外，父亲还把一节马匹车厢挂在火车上，里面是他从来都带上消夏的马匹和马车。有个马夫睡在那里，以确保在16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期间不会发生意外。 　　巴港快车从华盛顿出发，中途在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停留，以便加挂卧铺车厢。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上车，夜里经过新英格兰。第二天早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我们就会经过缅因州蜿蜒的海岸线，看着外面碧蓝耀眼的涟漪。 　　火车到达弗伦奇曼湾前的芒特迪瑟特渡口时，我们会激动地爬下车厢，呼吸着缅因州空气中的香脂味，指着远处巍然的卡地拉克山。父亲监督着箱子、行李、马匹和人员下火车。我们每个男孩都会帮着提包裹下码头，走上“诺伦比加号”（Norumbega）轮船，准备乘船上岛。 　　所有物品都安全上船后，“诺伦比加号”便缓缓地驶离码头，航行4个小时去锡尔港。渡船会首先停靠巴港，在那里，许多乘客会带着他们的老式箱子和其他物品下船。接着，“诺伦比加号”便调头前往锡尔港。最后，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便靠岸了。在经过了将近24小时的旅行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等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漫长的、美妙的夏天。 　　相比之下，如今从威斯特彻斯特坐飞机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到达我在锡尔港的家。虽然速度快了许多，但我还是怀念在火车和渡船上的景色和声音，以及对缅因州漫长夏日的甜蜜向往。 　　我的儿时记忆之一就是锡尔港。当时有报道说，有一条死鲸鱼在附近岛屿被冲上了岸。父亲安排了一条船，带着全家人去看死鲸鱼。当时，我才3岁，被认为太小了，不能跟他们一起去。我记得自己站在码头，眼看着别人离开，痛哭流涕，向我的家庭教师哭诉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鲸鱼”，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看到鲸鱼了。 　　到了1900年，巴港已经成为新英格兰最时髦的避暑胜地之一，与罗得岛的纽波特齐名。同在弗伦奇曼湾蜿蜒的海岸线上，巴港到处都是围着山墙的富人豪宅，港口停满了大型耀眼的游艇；而9英里之外的锡尔港却安静得多，也保守得多。我父母觉得巴港太过华丽、太过炫耀，很少去那个地方。像无线电业的阿特沃特肯特、金宝汤公司的多兰斯和芝加哥的波特帕尔默这样的富豪家庭常常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会。乐队在他们的豪宅外水面上停留的游艇上彻夜演奏，人们通宵达旦地狂舞，快艇载着宾客来回穿梭，香槟美酒不停在倾倒。 　　我父母反对这种奢侈的炫耀，尤其是因为他们大量供应烈酒，即便是在禁酒期间。关于巴港的上层社会，有许多谣传；甚至有人传说肯特先生养了一个情妇！当然，对于这种流传，我当时年纪太小，主要是从我哥哥们那里听来的。 　　夏天，父亲把大量的时间花在55英里长的马车道上—那是他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修建的—以及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里骑马、驾车。这些都是工程设计和细致规划后创造的奇迹，展现了海洋、山峦、湖泊和森林的迷人景色。 　　父亲不喜欢划船，很少在水上冒险。他喜欢室外的地面活动：比如骑马、驾车，喜欢在丛林中漫步。这令母亲大为失望—她是在纳拉甘西特湾的一个水手家庭长大的。最后，父亲买了一艘36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取名为“杰克塔”（Jack Tar）的扫雷船，显然是送给我哥哥们的礼物。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我乘坐这艘船的时间不多，虽然在我17岁的那年，我和一个朋友一起驶船向东穿过帕萨马寇地湾危险四伏的水域，来到过100英里外布伦瑞克的圣安德鲁斯。“杰克塔”没有马达，因此，为我们家族工作了许多年的奥斯卡巴尔杰船长坐着龙虾船跟在后面，防止两个极其缺乏经验的水手遇到真正的麻烦。 　　我一直非常喜欢缅因州，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在那里度夏的时候，有一种离群索居的感觉。我们有一大家子仆人、家庭教师，但因为在艾里什么都不缺，因此我从来不在俱乐部上网球课，也不去西北港游艇俱乐部跟其他孩子们一起上帆船课。我从来没有像在锡尔港度夏的大多数孩子们那样成为某个集体的一部分。当时，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缺少了什么。我喜欢一个接一个的法国家庭教师—他们是父亲挑选来陪伴我们的—而且他们都竭力地讨我的欢心，但是他们远远代替不了与我同龄的孩子们的陪伴。 17. 锡尔港的夏天(2) 　　在我的甜蜜记忆中，我的确记得我的保姆们—实际上是家庭女教师，她们总是处处保护我。我的第一个保姆是阿塔艾伯森—不知何故我当时叫她“宝贝”— 一直把我带到了10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里当护士。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从她那里听说了芒果的甘美品质。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去亚洲时就亲口尝了尝，从此它成了我最喜爱的水果。“宝贝”之后是弗罗伦斯斯凯尔斯，我当时叫她“猫咪”。她是你能够想像得到的最温柔、甜蜜的女士之一。在我忙着摆弄自己收集的甲壳虫时，她就给我念书。 　　我姐姐的陪伴里贾纳德帕蒙是个俄罗斯贵族，他们家是在革命期间逃出来的。她长得很美，黑头发，黑眼睛。她的法语说得很漂亮，但几乎不会英语。她很善良，经常跟我一起玩一种叫做“贝加蒂”（Peggaty）的棋盘游戏。我玩得很好，或者说自认为玩得很好，因为她通常都会让我赢。 18. 六种不同个性(1) 　　我的兄弟姐妹们觉得我实在太小，不配跟他们一起玩耍。我们几个当中，最大的是姐姐阿比—我们都叫她巴布斯—比我大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社交活动，每天夜里出门，直到清晨；有一两次，我记得我正在系溜冰鞋准备去学校的时候，她才刚刚回家。比巴布斯小两岁半的约翰排行老二，已经穿上了长裤—真的，我们家的孩子都穿着灯笼裤、长袜子，直到我们长到十好几岁—因此，我也把他看成是准大人阶层。内尔森和劳伦斯也比我稍大一些，分别是7岁和5岁。跟我年龄最接近的是温，比我大3岁。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家庭管教和基因遗传相似，兄弟姐妹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最大的两个—巴布斯和约翰—首当其冲地受到父亲自己严谨的教养和刻板个性的影响。 　　在我最早的印象里，巴布斯已经进入了叛逆阶段，而这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持续了她的整整一生。父亲显然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的事情让他觉得是有教养女士所应当做的。他的确很宠爱巴布斯，但他在急于把她塑造成十全十美的谦恭、慈善的典范的过程中，经常絮絮叨叨地给她上行为端庄、财富责任方面的课。巴布斯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父亲希望她做什么事情，她总是拒绝，或者做出相反的事。例如，父亲强烈反对烟酒，提出如果我们在21岁之前不吸烟，就给我们每人2 500美元；如果我们一直到25岁都没有吸烟，则另外再给2 500美元。考虑到我们得到的生活津贴的数额，这笔钱还是相当可观的。我觉得巴布斯压根就没有努力过。当着我们父母的面，她尽可能明目张胆地吸烟。 　　巴布斯在拒绝慈善捐款方面是最顽固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习他们的榜样，并鼓励我们拿出我们津贴的10%，捐献给教堂和其他慈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每个月只有几美元—但是在父亲眼里，这是我们品德和家教的一个根本部分。巴布斯拒绝掏哪怕一分钱，以此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父亲对她不像对他的5个儿子那样慷慨。 　　这种反抗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父亲对她的行为沮丧透顶，并为她对他的敌意而伤心。对巴布斯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在她20刚出头的时候，有件事对她的生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她因为驾驶她那辆斯图兹超速而收到了罚单，十分害怕如果被父亲发现他会说什么。她的未婚夫戴夫米尔顿是个律师，试图通过他所认识的一个法官把罚单的事情“铲平”。媒体获悉此事后，在街头小报的头版连续报道了数日。我父母十分恼怒，但我的姐姐却更为沮丧。最后，看到她的确很痛苦，父亲理解了她的处境，没有作出她所害怕的反应。但是，从那天开始，她对自己的声名狼藉惊恐万分。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不再是从前那个欢快爱玩、喜欢聚会的女孩了。 　　巴布斯聪明伶俐、漂亮能干，可是出了那件事以后，情绪就一直不稳定。她喜欢旅游，但最微不足道的不便或耽搁都能给她带来沉重打击。如果洗澡水温度不合适，如果吃饭的时间不是绝对准时，如果没能带上适合天气或晚餐聚会的衣服，她都会极度沮丧。结果，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把自己所有的出行看成是失败。她的叛逆似乎掉转“枪口”对准了自己—斗争还在继续，永远得不到解决。 　　在我10岁、巴布斯22岁那年，她嫁给了戴夫米尔顿。他家一直是我们家的好朋友，无论是在锡尔港，还是在波坎蒂克。起初，她把婚姻看成是躲避父亲的一个途径，而她在主理家庭大事，与母亲保持着联系的同时，她的生活与我们完全脱离了。 　　约翰，当然，是带着“名头”的。他是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是长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在所有的孩子当中，约翰的个性最像父亲；他工作很努力，很勤奋，责任感很强。但是，父亲的标准太高、太严格，约翰从来不能指望从他那里获得最终的或完全的认可。所有成就、成功都是理所应当的—归根到底，洛克菲勒家的人就应当如此表现—进一步说，你必须小心不能因此而飘飘然，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由于尽善尽美成了惯例，因此，约翰惟一能做的就是失败。虽然可能没有明说，可父亲的反应总是让他感到他应当能够做得更好。 　　约翰具有“紧张个性”是不足为奇的。在社交环境中，他表现出极度的忸怩羞涩、腼腆拘束，会为自己说过的话或有过的想法自责好些天。他跟父亲一样，患有某种疑心病，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儿童时期各种过敏、小恙不断，虽然没有一次病得很严重。也许因为他太像父亲了，因此除了巴布斯以外，约翰注定与他矛盾最大，可是这一点到若干年后才得以暴露。 　　约翰和阿比在与父亲相处问题上，采取的是相反的方式。阿比处处反抗，尽可能在所有方面表现出不同；约翰—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则努力要取悦于父亲，惟命是从，尽量按照父亲希望的那样做个善良、尽职、宽厚的人。在有些方面，他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在普林斯顿上学的时候，约翰问父亲在班级舞会的那一周能不能带一辆车。父亲满足了他的愿望，但表示出深深的不悦。父亲习惯性地将儿子向父亲提出的简单而几乎非常普通的请求—使用家里的车—提升到一个高度，演变成一堂品德教育课。他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连一匹马都没有，因为他不希望跟别的男生有什么不同。他强调了约翰可以扮演的重要的“民主”角色—即“在别人有车的时候自己没有车也能处之泰然”。约翰在回信中说，在洛克菲勒家的人有责任做出牺牲来促进民主精神方面，那种牺牲应当有个限度。这是约翰允许自己做出的最大嘲讽，而事实上，他在信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19. 六种不同个性(2) 　　在内尔森总是找茬儿的时候，约翰的日子不可能好过。内尔森是我们这代人中第一个成功地测试出父亲在孩子教养方面诸多清规戒律的极限的人。 　　约翰与内尔森的反差是巨大的。约翰羞怯腼腆得叫人生怜，而内尔森则擅长交际、性格外向，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让约翰感觉不堪重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内尔森看来似乎是小菜一碟。内尔森好像研究了巴布斯和约翰的情况，并决定在处理与父亲的关系问题上不会去重犯他们两人的错误—不去做徒劳无功的反抗，也不臣服于洛克菲勒的形象。如果他坏了规矩，就像巴布斯那样，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让父亲大光其火，而是为了好玩，而且能够逃避责罚，或者取得某个重要的结果。如果他像约翰那样准备取悦于父亲，那是为了实现某个明确而精心设计的目标—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他常常能如愿以偿。 　　内尔森是随着外祖父内尔森奥尔德里奇参议员起的名字。但是，尽管内尔森既仰慕祖父又仰慕外祖父，他觉得重要的是，自己是在祖父洛克菲勒的生日那天出生的。他让人从该巧合中认定他是真正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旗手。然而，他自己的事业却与外祖父奥尔德里奇更加贴近—从政。不论怎么说，在我们家，内尔森在政治上很精明，甚至很狡猾。他是个天生的领袖人物，充满了自信。责任的重担—根据父亲的定义—并没有把他压垮，而且他似乎为自己是名门家族的一员而感到欣然。他还是家里最淘气的一个：他常常在我们早晨祈祷的时候偷偷地用橡皮筋弹我们，而且对父亲的斥责满不在乎。 　　内尔森是我的偶像。在充满了责任和约束的家里，内尔森知道如何享乐，仿佛那些约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障碍，可以轻松地躲避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奇迹般地逃脱了严厉责罚，而对他的惩罚甚至好像从来都不起作用，因为母亲喜欢他的活泼和独立，而且也许母亲用悄悄的、微妙的方法在鼓励他那无忧无虑的淘气行为。当他偶尔注意到我，并要我参加他的某个“探险”之举的时候，我的生活立刻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美好，也更加激动人心。 　　劳伦斯—他的名字拼写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取自我们的祖母劳拉—是个哲学家，很有创新性。他跟约翰一样沉默寡言，有点不合群，但他不那么羞怯，更有冒险精神。在普林斯顿上学，与一群快节奏的人同住一个宿舍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相信任何事情只能试一次。他思路敏捷、聪明伶俐，但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那天生的魅力和与众不同的态度对女生来说很有吸引力，而他总是对那些女生作出热烈的回应。然而，年轻的时候，他在不断地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后来，他成了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环保主义者。他对超凡脱俗的想法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 　　内尔森和劳伦斯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团队，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比较凌厉、比较外向的内尔森自然成了他们探索中的领袖，但比较安静、比较投入的劳伦斯则能够不懈地追寻他们的目标。他们最喜爱的是格雷（Zane Grey）的小说，并在他们的现实表现中模仿小说中的人物。结果，内尔森开始称呼劳伦斯为“比尔”，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牛仔。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沿用这个称呼。 　　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劳伦斯就表现出了他在金融方面的精明。他和内尔森从洛克菲勒研究院买了几对兔子，放到波坎蒂克养着，然后把生下来的小兔子卖掉，赚取可观的利润。几年以后，他们两人—约翰也帮了些忙—在缅因州母亲的花园附近的树林里盖了一个木屋，作为他们的秘密藏身处。他们自己伐树，再用一匹小马把木料拉到现场，然后盖起了房子。他们的房子盖得相当像样，虽然我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看到那间屋子，因为他们绝对禁止我和温接近那个地方。他们的警告完全吓住了我，因此我从来没有试图寻找那个木屋，直到数年以后。 　　温斯罗普在家里处于一个尤其困难的境地。内尔森和劳伦斯像是一个他没有被邀请加入的俱乐部，而比他小3岁的我是一个他不想加入的俱乐部。他受到他们无情的奚落，然后把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气一股脑地全部发泄在我身上。温的童年不是特别幸福。他跟我一样，有点太胖、太笨拙，内尔森和劳伦斯没少嘲弄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胖子”。有一次，内尔森哄骗温跟他玩跷跷板，然后当他跷在半空的时候，突然跳下来，把可怜的温狠狠地墩到地上。温操起一把铲子追赶内尔森，一心要把他—我敢肯定—扎个透心凉，要不是父亲阻止的话。 　　长大以后，在温当了两届阿肯色州州长、身患慢性酒精中毒症的时候，内尔森做出了一些援助的姿态，但是温还是觉得他们半心半意、来得太晚。温十分怨恨内尔森，觉得自己从他那里总是受到屈辱。 　　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我得到了母亲的特别照顾，但温并没有获得多少补偿。温天生具有特殊的领导才能，这一点，在他战争中出色的服役阶段，以及后来在阿肯色州从政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他从来不喜欢他在社交圈和学术界的伙伴们。他把自己的大量时间花在他的酒肉朋友们身上，而那些朋友看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金钱和地位。他痛恨学校，因此，当他在耶鲁上大专被开除的时候，他实际上感到有点如释重负。温性情焦躁，反对传统，精力充沛。我认为他在拼命争取获得父亲的首肯，可是他在学业上的失败，以及他与那些我父母不认可的朋友在一起时的无节制行为，解释了父亲为什么很少赋予他所渴望的接受和准许。 20. 六种不同个性(3)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与众不同，甚至不同凡响的家庭，但是，其效果反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机遇。母亲和父亲都深深地关怀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生活，并且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试图告诉我们他们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最美满。母亲是个卓越的女性，她那优雅的格调和潇洒的行为对每个人—尤其是她的孩子们—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父亲更加严厉一些，当然也更叫人敬畏。然而，我对我自己以及我们家的传统的理解，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努力—他努力向我展示与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相连的特殊艰辛，以及我不可避免要继承的世界的现实情形。他的成就对我是种激励。 21. 大学的选择 　　在大学的选择方面，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有意避免向任何一个儿子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因为他相信这应当是我们自己独立的选择，拒绝以任何形式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结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进了他的母校—布朗大学。在另一方面，母亲则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念哈佛。她最喜欢的兄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就毕业于哈佛，希望我们有人会沿着他的足迹走。我的哥哥们都上了其他学校，因此我是她的最后希望。虽然她并没有向我施加过多的压力，但她那静静的说服力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我是17岁上的大学，那并不是因为我在学业上有多么聪明。我5岁那年进林肯学校上一年级—比大多数人早了一年—是因为我的所有哥哥们都上了学，而我不喜欢独自一人在家。由于林肯学校特别重视个人的发展，这样我才得以跟上班级，并在16岁毕了业。林肯学校没有教给我的是规规矩矩的工作习惯，并且在教我阅读、拼写和语法方面很不成功，当然我在诵读方面的自身缺陷也是一部分原因。这一点造成了我在哈佛的第一年颇为不易，不过，通过勤奋刻苦，我还是获得了平均B的成绩。在学习方面，这一年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22. 羞于交际 　　我感觉自己不适应的是社交。我不仅比我的大多数同班同学小1岁，而且我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世故、那么轻松自如。我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我，因此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对象是成年人。事实上，我在跟公众人物或著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我的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与我同年进哈佛的有1 100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人是我以前在林肯学校的同学，而且哪一个都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住在塞耶大楼—那是哈佛校园里最老的新生宿舍楼—4层的一个单间里，在威德纳纪念图书馆所在的普林普顿大街对面的大学生俱乐部就餐。我在校园里闲逛、在上课以及在俱乐部吃饭的时候，遇到了许多高档预科学校的男生，比如格鲁顿、圣马克和圣保罗。他们好像都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模样英俊、体魄魁梧、充满自信，并且很时髦地穿着哈里斯牌花呢茄克和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我只能在远处羡慕着他们。他们是大学时尚和成熟的象征，但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他们也没表现出有兴趣跟我交谈。结果，跟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住在塞耶大楼的其他学生，包括我们班惟一的非洲裔美国人沃尔特泰勒。沃尔特好像也不很适应，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不幸的是，由于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原因，沃尔特在度过了第一年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哈佛。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曾经在寄宿学校读过书，就像许多有钱父母的儿子们那样，那么我就能成为这个我心里羡慕不已的集体的一部分—可是我当时感觉自己是如此地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哈佛的日子就会立刻变得更加欢快，当然一切也就会大不一样了。但是，在将近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我相信如果那样的话，我一生的经历也就不会那么有趣，或者那么有创造性了。由于被迫应对我在哈佛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因此我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 23. 奥尔德里奇家族 　　虽然在我大学一年级的生活中有过一些寂寞的时刻，但有两件事却奠定了基础，使我能够全面而愉快地投入到大学生活。 　　第一件事—我母亲娘家有几个人住在波士顿地区。母亲最小的妹妹—埃尔西奥尔德里奇坎贝尔—全家人都住在布鲁克林，距离剑桥只有几英里。她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并鼓励我带上我在大学里的朋友。她总是热情地招待我们。许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室友、坎贝尔家的常客本吉弗兰克林娶了埃尔西姨妈的女儿海伦娜。 　　我还多次前往普罗维登斯，到伯内沃伦特大街110号露西奥尔德里奇姨妈的家里拜访她。她和母亲以及她们的兄弟姐妹们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露西姨妈心直口快，情绪多变，相处起来充满了活力和乐趣。 24. 本吉和迪克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关键时刻是遇见了小乔治S弗兰克林（我们叫他本吉）和理查德沃森吉尔德。 　　本吉是纽约市一位著名律师的儿子，比我大两岁。他的脑子很聪明，是名优秀的学生。他做事非常认真，无论干什么都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是个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出色的赛舟运动员。他曾经连续9年获得寒春海港游艇俱乐部（Cold Spring Harbor Yacht Club）在长岛举办的太平洋级赛舟夏季冠军。 　　迪克吉尔德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也非常聪明。他是《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创始人的孙子，并与其祖父同名；同时，他还是伟大的艺术家、蒂法尼公司（Tiffany & Company）创始人刘易斯康福特蒂法尼的外孙。迪克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是哈佛大学壁球队的队员。他长得也很帅气，在女孩的眼里，他几乎就是挡不住的诱惑。迪克喜欢辩论，喜欢采取强硬立场，常常违背传统智慧，无论在政治问题上还是经济问题上。 　　作为预科毕业生，本吉和迪克在哈佛有许多朋友。他们将我纳入他们的社交圈中，因而消除了我的孤立感。我们在哈佛的最后3年里一起住在艾略特楼，离其他几个朋友住得很近。事实上，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套房—包括四间卧室和两间客厅—被叫做“金鱼池”。我不知道这个称呼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但可能是由于我们几个都来自名门望族，在校园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RH梅西家族的奥利弗斯特劳斯也曾经住在我们的套间里，直到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离开学校。小沃尔特罗森取代了他的位置。沃尔特是著名纽约私人银行雷登塔尔曼（Ladenberg Thalmann）老板的儿子。他的母亲弹奏泰勒明电子琴。那是一个黑匣子，里面有一个电场。弹奏的时候用手做出各种神秘而缓慢的动作，如此便改变了电场，从而产生一种幽雅的声音，很像科幻影片里的音乐。我们都觉得它很好玩，虽然她曾经一度拥有过一群认真的崇拜者。 　　到了大学四年级，我们接通了第三个套房，里面住着另外两个朋友：德国实业家之子厄恩斯特蒂弗斯，保罗盖尔—他们家创办了辛辛那提铣床公司（Cincinnati Milling Machine Company）。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踢过足球，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对竞技体育既没有体验，又没有能力。我改为冬天打壁球，春秋打高尔夫。我曾经做过一阵子哈佛的《绯红日报》（Daily Crimson）的业务经理助理，但除此以外，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学校活动。我的社交活动的中心是参加波士顿的首演晚会，拜访住在该地区的亲戚和同学。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玉玺学会（Signet Society）—那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午餐俱乐部，许多有趣的教职员工定期与大学生们共进午餐，其中包括哈佛法律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此人不久就被指定到高等法院工作。 25. 富有挑战性的课程 　　我父亲希望我—跟他对所有的儿子希望的一样—能够学习一些富有挑战性、有意义、对将来的生活有帮助的课程。父亲在布朗大学的学习成绩很出色，曾经被推选加入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虽然他从来没有明说过，但我相信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儿子都能做得至少跟他一样好。结果，内尔森的表现最出色—虽然他的诵读困难情形比我严重得多，并在达特茅斯被推选加入此荣誉组织。 　　所有新生都被要求选学至少两门为期一年的入门课程。这些课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艾略特楼光彩夺目的导师—罗杰梅里曼教授—执教的欧洲现代史。这门课非常受欢迎、非常有趣，涉及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梅里曼是个很有力度的老师，把历史课讲得栩栩如生。 　　由于我对甲壳虫和其他昆虫长期抱有兴趣，因此我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参加了大学水平的昆虫学课程。蚂蚁群体生活的权威人物威廉马顿惠勒教授教这门课，我得了A—那是我大学四年期间惟一的A！ 　　我对昆虫学的兴趣引出了我在哈佛第一年的另一项课外活动。通过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学社—那是哈佛赞助、鼓励学生自愿活动的机构，我每星期一次给波士顿南部的文教馆林肯学社里的一群少年讲授自然研究。每年春天，我都会带着那个班的学生们去农村捕捉昆虫，认识树木和野花。其中有一个男孩—西班牙石匠的儿子弗雷德索拉纳—表现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兴趣和激情。最后，我请他帮我收集甲壳虫—我把自己的收藏带到了哈佛。在后来的3年里，我雇用弗雷德给昆虫编排门类并照看昆虫。我还稍许帮助了他在波士顿大学的开销。战争以后，弗雷德加入了大通银行，有了一份很好的事业，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甲壳虫的兴趣。在25年里，他每个星期六都要来哈得孙照看收藏品。我的孩子们喜欢在他工作的时候跟他一起坐在地下室里，对他十分依恋。 26. 希特勒德国之夏 　　要想满足哈佛的语言要求，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我在林肯学校没有学过经典语言—杜威的理念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与现代世界无关—而我根据哈佛的毕业要求，必须表现出熟练掌握了两种语言。我的法语程度已足够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应付一个现代课程—法国文学，由著名学者安德鲁莫里斯（Andr?Maurice）教授用法语讲授。 　　德语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发现很难跟上入门课程，因此在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把它放弃了。我的选择是通过阅读考试，而为了准备考试，我决定到慕尼黑度过1933年的夏天，以便学习德语。 　　我住在汉斯德弗莱格夫妇经营的一家膳宿公寓里，每天跟极具才华的老师伯曼女士上德语课。她的“沉浸式”强化训练计划很有效果。虽然我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还不能翻译歌德的作品，可当我那年秋天回到哈佛的时候，却通过了阅读考试！ 　　德弗莱格夫妇在巴伐利亚艺术圈里非常有名。我房东的父亲—弗朗兹冯德弗莱格是位备受尊敬的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德弗莱格太太对她的客人非常感兴趣，周末开车送我们去参观巴伐利亚附近的地区，有时甚至走得更远。她非常熟悉德国艺术和历史。我们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包括在巴伐利亚南部比比皆是的洛可可式教堂。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向我介绍了杜勒和克拉纳赫的绘画作品，以及蒂尔曼里门施奈德的木刻。德弗莱格太太讲解了宁姆芬伯格宫（Nymphenburg Palace）的建筑秘密和美丽的中世纪城镇的发展，如罗腾堡和纽伦堡。我开始懂得欣赏巴伐利亚人松弛娱乐的方式，对创造出这些奇迹般艺术作品的德国历史和难以置信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感觉。晚间，我们常去慕尼黑著名的Hofbrau Haus—那是一个巨大的啤酒屋—一边豪饮着啤酒，一边跟着巨大的人群一起唱歌。 　　与此同时，我看到了希特勒正在创建的新德国，而我所看到的一个侧面让我感到不安、不适。德弗莱格夫妇把我介绍给了希特勒的密友之一厄恩斯特普茨汉夫斯塔恩格尔—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希特勒当政期间负责处理媒体关系。普茨高高的个子，一头茂密的头发，带有一种艺术家的随和气质。他有一部分美国血统，毕业于哈佛。人们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表明了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对德国意志坚强的新领袖身边的任何人都产生了恐惧感。后来，他与希特勒分裂，逃到了美国。 　　希特勒上台刚刚几个月，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议论盖世太保，而且有报道说起了关押新政权之反对派的“集中营”。关于德国行政部门内驱除犹太人和犹太人后裔的第一批法律已经实施。对于反犹太人的最狠毒语言得到公开默认，我个人感觉无法忍受，但丝毫不是因为我正在跟伯曼女士这个犹太人学习。我同样痛恨的是，有些人似乎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就接受了纳粹的断言，即犹太人是德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祸根，理应得到惩罚。 27. 三位令人难忘的教授 　　在波士顿剑桥地区的那年秋天，我必须选择一门更加专业的学习领域—我挑选了英国历史和文学。我还决定争取获得“优等生学位”，有了它，我就有资格享有一名导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顾问，其工作就是帮助我选择课程，并推荐课外读物，以便扩大专业领域的知识范围。优等生必须每个月与自己的导师见两三次面，讨论学业进展情况，甚至是更具有私人性质的事情。 　　我的第一个导师FO马西森是位知识渊博的英国文学教授。不幸的是，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别扭，他也有同样感觉。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细的思路。因此，在我的最后两年里，我又转向更加容易接近的约翰波特教授—他是位历史学家，后来成了艾略特楼的导师。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跟3位教授学习过，他们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接受创造性思路和强有力的新思想。他们的课程现在听起来很狭窄、很迂腐，但是他们教课的方式为我打开了过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一个新世界。 　　查尔斯麦基尔韦恩教授教的是从大宪章到16世纪的英国立宪史。麦基尔韦恩教授是名卓越的律师，研究了英国从其原来的封建体制到出现中央集权体制—法制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演变过程。麦基尔韦恩运用法律和历史文件—从大宪章本身开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给那些陈腐晦涩的文件注入了活力，让我们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民主和法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实现民主和法制如此艰难。 　　同年，我又学了约翰利文斯通洛斯教授的课：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这门课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柯立芝的两首伟大的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我们用的是洛斯的书《仙那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该书悉心研究了柯立芝在撰写那两部杰作时所受的影响。洛斯不仅读了柯立芝的所有著述，而且还读了柯立芝读过的所有书籍，从而找到了激励这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写下那些史诗的所有个人和文学影响。我还学到了，好文章—能够清晰而优美地表达思想的文章—是一个综合产物：开始可能是灵感，但还包括个人阅历、正规教育、潜心研究和大量的艰苦劳动。 　　阿博特佩森厄舍的1750~1860年英国经济史则是另一种启示。厄舍是个乏味的老师，但是个严谨的学者，揭示了经济变化的隐含过程。他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是如何通过在耕作、施肥和良种应用方面的一系列发明创造而实现了其农业生产的革命的。在同一期间，单缸蒸汽机的问世，以及许多与铁、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制造相关的发明，改变了英国普通人的生活。那些事实并非新闻，但厄舍在解释其内在关系时运用的清晰方式，堪称典范。他把历史叙述得栩栩如生，让我感觉那么真切。许多年以后，我在处理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艰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常常回忆起厄舍教授对历史所包含的复杂过程的分析。 　　我在自己上学期间数次发现，一个启发型教师能够刺激人的思维，且与所涉及的是什么主题无关。我永远感激麦基尔韦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思考。 28. 国内外的暑期活动 　　读完大学二年级后的夏天，我和保罗盖尔参加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组织的大峡谷昆虫学活动。活动的领队是博物馆的昆虫学主任弗兰克E卢茨博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纽约塔克西多公园附近的昆虫学习站跟他一起度过两个夏天。1934年的昆虫学探险活动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峡谷底部和旧金山顶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虫种类的变化。那是一种生态研究—这个术语当时没什么人用，表明了大峡谷底部的昆虫种类与墨西哥相同，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山顶上—高度却相差10 000英尺的地方—昆虫的种类却产于阿拉斯加。简单地说，由于相应的温度变化，纬度在确定昆虫种类分布问题上可能与经度同样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内在秩序。 　　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令我惊喜的是，父亲要跟我度过一个星期。这并不是预先计划的，而且我一直没能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决定坐两天的火车来看我：冲动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亚利桑那北部的莫纽门山谷参观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庄，以及谢伊峡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纳萨茨（Anasazi）废墟。 　　虽然我已经19岁了，但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我们两人都很放松，而且他也坦率地谈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好的时光之一。 　　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尔德决定暑期驾车游览一下欧洲。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上过的两个艺术课程，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我们学习过的一些欧洲艺术大作。结果，我们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参观了大约30家博物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被德国不祥的政治局势所吸引，对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乘坐的是“奥林匹克号”（S.S. Olympic）的旅游舱，并带上了父亲给我在大学期间使用的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穿过了低地国家后，在巴黎停留了几天，然后再继续开车前往德国，并在德国待了两个星期。 　　这个国家已经明显成了第三帝国。我们在驱车穿越德国的时候，看到公共广场的杆子上贴着的标语将犹太人斥为德国的“祸根”。全国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种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区的一家客栈里，这时一群士兵走进来，坐在邻近的桌子旁，与我们交谈起来。他们对美国很好奇，而且很善谈。晚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说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友好极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对夫妇进了客栈。屋子里仿佛蒙上了一片阴影。我们刚刚琢磨过来怎么回事，这时士兵们明显地朝新来的人背过身去，开始大声谈论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的威胁。那对夫妇离开的时候，一个士兵转过身，举起右臂，说，“嗨，希特勒！”—这是德国的法定礼数。那个妇女非常客气地说，她不使用这种官方的敬礼，不过还是祝他们晚安。接着，他们走出了门。我们感觉很不是滋味，没过多会儿也离开了。 　　我和迪克经常在夜里收听电台广播，而我会竭尽全力翻译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铿锵之辞。尽管我们无法听懂每一个词，我们还是感觉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国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兵营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来。迪克只要听到希特勒说话时的抑扬顿挫的节律和戏剧效果，就会又气又怕。听到他的讲话结束的时候，迪克的眼里会噙满愤怒的泪花。迪克后来说，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广播让他确信，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与纳粹作战。他说，任何具有那种催眠般力量来驱使、改变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 29. 拜会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离开黑森林，我们驱车进入了瑞士。我们跨过莱茵河，然后继续前往日内瓦。途中，我们在莫日尔停了一下，拜见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当过一小阵子波兰的总理。去年，他在我父母的纽约住家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并为他的个性和演技所吸引。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留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他盛情、热烈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离开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后，我们又参观了父亲在几年前为国际联盟建造的图书馆。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们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内尔森住在英国，内尔森在大通银行伦敦分行工作。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和迪克曾经邀请她跟我们一起旅游一个星期，但并没有指望她能来。当她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喜出望外。她在卢塞恩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车没有行李箱，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容纳托德和我们的行李，但我们将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这次快乐的旅行让露西姨妈感到震惊。她认为一个已婚女子在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下与两个年轻男子一起旅行是极其不合适的。实际上，那是很无辜的。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大学假期期间，她和内尔森有好几次为我在“阿比顿山庄”举行家庭晚会时充当了监护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觉得她非常喜欢跟我们这两个大学生一起嬉笑玩闹。 　　结束了阿尔卑斯山的旅游后，我们驱车穿过奥地利，来到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拜见了弗洛伊德。那次拜会是迪克的姨妈安排的。她曾经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并一直住在他们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并与她一起撰写了许多有关儿童心理学的书。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很老了，颚部的癌细胞正折磨着他。但尽管他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对我们却是非常友好。对于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兴趣似乎不如谈论他大量收集的、堆满了他的书房和客厅的埃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品。他对我去过埃及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所见所闻。我后来发现，弗洛伊德几乎迷上了无形事物发展史，尤其是人类自我的历史沿革。我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跟安娜一起讨论了心理学中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她一定很能说服人，因为我对我父母说：“显然弗洛伊德的信念被半瓶子醋的批评家们曲解了，因为我们从她那里听到的东西是最神圣的。” 30. 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1934年秋天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来而言，是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决定要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托财产，为母亲以及他的6个孩子每人留下6 000万美元。通过这些1934年信托财产—我们家族里是这么称呼父亲的决定的—父亲能够至少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资产在免财产税的情况下传给了3代人。如今，这些信托财产构成了我们家族的主要财富。没有这些信托财产，洛克菲勒家族的绝大部分财富就会要么通过税的形式交给了政府，要么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继承巨大的财富。诚然，我知道父亲非常富有，但我同时知道，大萧条给他的财富以及所有人的财富都带来了巨大损失。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鉴于形势的发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谋生”。尽管大部分人都会作此打算，但此话出自全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却叫人有些惊异了。 　　我知道，父亲在平衡处理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各种金钱需求：有源自他大量的慈善承诺和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责任，也有家庭的经济需求。父亲明白，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而这是他必须满足的需求。但是，他认为我们都还太年轻，太缺乏处理大量资金的能力，离不开专家的监督和指导。说到底，他的父亲是在他到了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将可观的钱财传给他的。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祖父最初可能根本没有打算给他留下大部分财产。我猜测，父亲原本希望再等上几年，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他的财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斯福总统针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说服了父亲在这个时候采取如此行动。1934年，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大幅度提高让父亲相信，如果他希望让我们能够独立起来的话，他别无选择。但是，他对我们成熟程度和经验程度的真正担心，促使他设立了信托财产，严格限定任何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动用本金的条件。 　　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信托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我们30岁之前，信托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托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支付给我的。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现金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是教诲和指导的机会。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你在这个期间花的钱远远超出了预计的收益—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因为计划不当，是个错误……你当然想像得到，我对你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你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困境。当你每年获得1 500美元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问题。随着钱数的增加，好像困难也加大了。“财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头脑”，这句老话很有道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计划好自己的开支，不再验证这句老话。今天我就把400美元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1934年，父亲在设立信托财产的时候告诉我、劳伦斯和温思罗普，我们的信托资金所包含的资产远远少于他留给母亲和我们的其他兄弟姐妹的数额。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对年轻与金钱之间危险结合的感觉：“我在第一次与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给你们3个小儿子留下与其他孩子一样多的财产。回头一想，我认定这么做对你们将是不公平的……首先，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你们陷入一种境地，使你们感到彷徨和无措，因为你们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对新的责任……第二，那样会……严重破坏你们在成长期间获得的指导和忠告的机会，而提供这种机会是做父亲的职责。” 　　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托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于是，他增加了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托资产平均到了大约1 600万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托财产数额的。 　　1935年6月中旬，父亲在我和迪克踏上欧洲之行后不久，给我写了封信： 　　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增长。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占主导地位……我把巨大的信托资产给了你们。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爱你的，父亲 31. 选择职业 　　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在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 　　韦布夫妇和其他费边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奠定了贝弗里奇的研究基础。贝弗里奇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院长，也就是我此后不久前往进修的地方。贝弗里奇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而这种福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得到认可。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立刻从事什么职业。我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我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承担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并不符合我后来听说他在加拿大的名声：强硬、古怪、遥不可及。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金先生往渥太华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的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我在他人面前树立可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我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我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我将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32. 一篇论文 　　我回到纽约之时，几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的安抚政策最终未能平息希特勒，也没能改变他创建德意志大帝国、让德国再次凌驾欧洲的目标。随着不可抵挡的闪电战吞噬了波兰，我读着报纸、听着电台，心中感觉越来越恐惧。那是一种新型战争，我不由得为自己以及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未来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住在“基魁特”对我来说在几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离佩吉麦格拉思很近。我父母过来过周末，但若非如此，我便是独自一人。我把祖父卧室旁边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书房。吃饭的时候，我享受着管风琴—听起来像是钢琴。我尤其喜欢《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的咏叹调。一旦我需要在知识探索的征程途中喘口气，或者在面对“白纸一张的恐惧”时，我可以打高尔夫、骑马、到娱乐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孙河的树林里散散步。这种日子的确很惬意。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我的论文写作，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没有教授可以依赖。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针对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主题撰写出体现创新思想的文章。 33.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1) 　　我的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的一方面：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海克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信赖的是市场因素，而凯恩斯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认为，只有政府干预—包括赤字财政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结合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才能使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恢复到全面就业和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我所探讨的论点涉及范围较窄—工业产能的应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在那个时候，雇用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包括汽车厂、钢铁厂 　　等—是美国经济领域里唱主角的。由于大萧条的原因，这些工厂中有许多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严重的个人困境。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往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水平。我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 　　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都通过年度预算赤字在经济领域投入了资金。虽然形势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出现了缓慢的好转，国家还是有一支庞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业队伍，工业产能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闲置着。经济学家研究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觉得有很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准确地定义使用的术语，而他们的结论如果得以应用，有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不明智的财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预的意见。有一个栏目提出“超低消费是一种痼疾，是工业组织现有结构形式所固有的”，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永久性公共计划，消除借贷限制，提高政府在经济生产计划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于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定明智的计划，就只能由其他人来承担这个角色了。 　　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我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我发现，这些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种不健康的错误认识，即把闲置和浪费等同了起来。事实上，闲置并不等于浪费。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厂关门的原因是品位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么重新开张就是一种浪费。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此类研究认为，产能没有得到应用或造成资源闲置—并由此导致了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不论当时的情形好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作出了自私的决定：保持低产量，以便获取高价格和巨额利润。 　　我发现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决定不使用其部分产能的原因有很多：购买材料的困难、季节性波动、高赋税、政府管理过度，甚至是他自己没能正确理解市场。如果某工厂因为技术或者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而关闭，则工厂继续运营所造成的浪费更多，还不如将其铲平，另起“炉灶”。 　　我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从实务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做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减少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我对于商人的决策过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曾经教过我的经济学家的模式。但是，当我今天再次阅读我的论文时，很显然，对我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海克和奈特，还有我的祖父。 　　在论述像他那样的商人的行为时，我指出，那些认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惟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 　　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换句话说，经商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完成自己制定的计划，实现重要的目标，创建某种不朽和无价的东西。我论述说，除了利润方面的动机和个人的满足感之外，商人决策的基础不仅是分析评测其决策对盈亏表和收益报表的影响，而且还有对其工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影响。 　　祖父一定会赞成这些论点。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我在自己的商务生涯里，一直试图实践这些原则。 34.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2) 　　我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于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论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将自己的论文终稿装进信封，寄给奈特、瓦伊纳和兰格教授。跟所有作者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读者有何反应，但我确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彻底。我的论文委员会认可了我的论文。4个月后，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 35. 佩吉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并不是仅仅在学术领域里勤奋耕耘。对佩吉麦格拉思的追求，为我提供了非常愉快的换脑机会，并且最终产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 　　我和佩吉已经相识多年，但是我们是在我从伦敦回来之后才开始频繁而认真地交往的。她的父亲—西姆斯麦格拉思—是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脱（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个合伙人，她的母亲—内瓦冯赞特史密斯—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一位前任总裁的女儿。在大萧条期间，麦格拉思家经济损失惨重，但还能够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风格的宅子里，距离“基魁特”整整22分钟的车程。那条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几乎被车轮碾坏了。 　　佩吉喜欢韦斯特彻斯特县的静谧生活。她很宠爱自己亲自照料的马—那匹马名叫“士兵”—并训练它跳跃、猎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带有很多朋友，喜欢在骑马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造访，而且常常留下吃饭。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总是第一个参加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恶作剧。跟她一起上过芒特基斯科的里波湾学校的老朋友们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她和一两个同学—包括她的妹妹艾琳—会在冬天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块林堡奶酪放到散热器的后面。学校当局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课，因为他们忙于清理大楼里的空气。 　　后来，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学校—那是费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进修学校。她是有名的“麦格拉思蝙蝠”，以规避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乐，尤其是那些旨在让女孩们晚上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规定。通过仔细观察，她弄清了楼里每一块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处走动，到她的朋友那里去串门。 　　我自己就目睹过佩吉的一些恶作剧。有一次，她把一样东西放进了本吉弗兰克林心爱的新车引擎里。当本吉发动汽车的时候，砰地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本吉一脸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在引擎盖下面疯狂地搜寻，直到他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继承了她父亲的正义感，严格地遵循高度的道德标准。她也继承了她母亲在许多事物上的优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选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方面—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同时也得益于她那美妙的身材。 　　虽然佩吉喜爱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际圈子，但她却非常喜欢参加聚会。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岛为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而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经常在舞会和其他聚会里见面。我们两人都喜欢跳华尔兹舞，而由于这一共同喜好，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圣雷吉斯屋顶舞厅和彩虹舞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彩虹舞厅的一次波尔卡舞比赛中胜出。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漂亮。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强有力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气。佩吉给了我答复—那是在整整24个小时以后。 　　当我告诉我母亲时—过去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无风趣地说：“啊，戴维，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了电话账单，上面有很多打给芒特基斯科的电话。” 　　为了买一只订婚戒指，我掏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大约4 000美元，那是我当时所有资源的总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决定。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日子。在我们的感情道路上也有过崎岖坎坷，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日俱增。 36. 小花(1)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舍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提出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每年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让自己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子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我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呵斥。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用上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的交织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拉瓜迪亚对他的秘书们同样残忍无比。她们工作加班加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如果市长发现了信中的某个打字错误或类似的毛病，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痛骂一顿，直到她们泪水涟涟。 　　抛开那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他是终我一生当之无愧的最好的纽约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焦急、脾气暴躁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其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著的詹姆斯J沃克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大多数市政府职员认为，自己得到晋升的惟一途径就是买通合适的人。抢劫、敲诈、谋杀和卖淫之风盛行，而法官们则收了银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清理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恶化了的腐败、低效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 　　他还是一个喜欢招摇过市的人。他那辆7人座克莱斯勒轿车配备了闪光灯、警笛和警方的电台，随时了解城市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灾。当他听到火灾的消息时，他会改变方向，急忙赶到现场，带上他的消防帽，开始发号施令。他的表现非常生动，消防队员们并不介意，而纽约的人们—以及报界—喜欢这一点。拉瓜迪亚还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有一次，他帮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烧的横梁压得无法动弹的消防队员。他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甚至有时去举着旗子阻拦飙车的司机，给他们上一堂安全驾驶的课。 　　他的克莱斯勒是一间活动办公室。他在离开市政厅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拉上我，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车上修订他的回信，或者讨论某个他感兴趣的项目。我们常常会一路谈论商务问题，然后，当我们到达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个活动地点时，他就会跳出车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给他的听众做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演讲。他很真诚，而且不是许多政客用于交易的那种虚假的真诚。拉瓜迪亚是个有信仰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我记得自己曾陪伴市长去参加卫生部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布鲁克林附近修建的一个新设施的开业仪式。听众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对于那天自己要跟孩子们谈些什么，心中并没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绍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价值，以及该署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然后又介绍了卫生部的价值，及其对城市运转的关键作用。接着，他又平稳地转到拥护民主的话题，说到卫生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然后又谈到了美国本身。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的卫生工人听到这个演讲，一定都会感觉自己是个英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那完全是一次即兴演讲，但因为是拉瓜迪亚发自内心的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37. 小花(2) 　　与拉瓜迪亚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长是罗伯特摩西。摩西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史密斯的立法助理—当时，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州众议院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担任州长期间，与他工作关系密切。摩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是建造纽约那令人仰慕的公园系统以及纽约大部分交通运输系统的驱动力。事实上，五十多年来，摩西一直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一个实权人物。在这期间，他的头衔众多，但尽管有那些头衔，摩西一直是个实干家。与纽约市基础设施相关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他所掌管的某个部门的。战后，我到他那里工作，亲自经历了莫宁赛德区和曼哈顿南部的再开发过程。 　　摩西毕业于耶鲁大学。与许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个廉洁正直的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公仆，表现出了设计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项目所能够实现的水准，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常常是残酷无情、独断专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拉瓜迪亚匹敌，无论是智慧，还是纯粹的性格力量。他在走进市长办公室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和绅士风格跟我随意地打个招呼。几个月以后，我常常听到他们两人在进行嗓门“比赛”，在市政大厅的另一头都能传出回音。但这种争执在涉及到摩西的时候结果却不同：拉瓜迪亚尊重他；虽然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会平等地对待摩西，而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最大的项目是出租于1939年开业的拉瓜迪亚机场的商业面积。机场是市长为之骄傲、为之津津乐道的宝贝，他希望它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主候机楼在设计上没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业面积，这一点使得市长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和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找到了可以开设店铺和展柜的地方，然后我便走出去招租。结果，我表现得像一个很像样的推销员。卡地亚在旋转楼梯口租用了一小块地方，放了一个珠宝柜台。我又将其他空间租给了花店、银行、男子服饰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飞机还很新鲜，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机场，其目的只是为了观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我们在眺望跑道的一个封闭阳台上修建了一个观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门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产生的收入接近10万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参加工作一个月以后，我跟市长单独坐在车里，跟他说起了我要结婚的计划。我估计佩吉不会反对，便对市长说我们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够请假去度蜜月。市长表现得非常热情，并祝我求婚成功。几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他佩吉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便带我们到中央公园的餐厅就餐，然后又带我们到城市大学的古根海姆体育馆去庆祝。他还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那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个迷人的小教堂—结了婚。我哥哥约翰当男傧相，另外几个哥哥和我的大学室友们当男迎宾员。麦格拉思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客人有两百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埃兹尔以及双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大蒂顿山的JY大牧场—度过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在黄石国家森林作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们每人都打中了一头驼鹿（后来，我们两人对狩猎都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对荒野背包旅行的兴趣依然如故）。但我和佩吉大部分时间厮守在一起，享受着初婚的幸福，计划着我们的未来。那段时光，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不得不返回纽约。 　　“备战” 　　婚后，我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或者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以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备战意识”，一方面是为英国人（后来又为苏联人）供应军事和其他装备。 　　政府的采购合同几乎包罗万象—从坦克到巧克力，从而刺激了人们将老工厂翻新改造，用于生产新产品，同时刺激了新工厂在全国各地的兴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而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医疗设施不足，战争人员没有住房，当地缺乏上水和食品供应，校区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许多此类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当时用缩写字母表示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一。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 　　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该介入“备战”工作，作为ODHWS的助理区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这个时机对我似乎非常合适。跟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对市政府已经了解了许多，但一年半的时间好像够长了。安娜为我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我感觉这份工作能够给予我与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获得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安娜分配我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在该地区运营的公司面临许多问题，但员工住房问题是最严重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尾声，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们还是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圣劳伦斯河沿岸和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许多小城镇—比如沃特敦、马塞纳和奥格登斯堡—的住房难以满足如此规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我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 38. 小花(3)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开了一页完全不同的新篇章。 39. 选择 　　回家后不久，我就接受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关于进大通银行的提议。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我对于为政府或非盈利机构工作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与好几个人讨论了我的各种选择，包括安娜罗森堡。她认为在大通银行培训一两年是有用的，但我“会觉得它作为长期从事的一种事业，挑战性不够”。安娜错了。事实上，在后来的35年里，我完全投入到商业银行家那种迷人而个人回报丰厚的生活中去了。在那些年里，我有数次机会担任内阁官员或大使的职位。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我丝毫不后悔，因为我在大通银行的事业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提供了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虽然同样令人充实满足却颇为不同的途径。 40. 大通国民银行 　　1946年4月，我加入的大通银行是一家享有显赫历史的令人敬畏的机构。大通国民银行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初通过一系列兼并活动而成长起来，在战争年代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1945年年底，大通的总资产达到61亿美元，存款57亿美元，员工7 000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刚刚从部队退伍。大通尤其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是全国最大、最好的“批发”银行，处理着美国大型公司的信贷需求，为成千上万家国内外代理银行扮演“银行家的银行”的角色，并为国家的主要外贸交易提供融资。另一方面，大通对银行业的“零售”业务、对扩大其国际业务没有什么兴趣，而对这两个领域，我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在后来的30年里竭力开拓。 41. 洛克菲勒“家族银行” 　　大通常常被叫做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意思是我们拥有或者至少控制着该银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们家多年来与大通有着一些牢固的关系。上个世纪初，祖父购买了纽约几家银行的股份，包括大通的前身之一权益信托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1921年，他将自己在权益信托公司里的股票利益—总计占发行股票的大约10%—给了父亲，使他成了该银行最大的股东。 　　但是，在1929年年底之前，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银行的管理方面扮演过任何直接的角色，而到了那年年底我们的直接介入，也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权益信托公司的律师事务所默里-普伦蒂斯（Murray & Prentice）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家处理公司和信托业务。我舅舅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母亲最小的弟弟—于1918年进了这家事务所，并迅速成为一名高级合伙人，负责权益信托公司和其他客户。 　　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初期，父亲和其他股东们开始担心权益信托公司的稳定性。没过多久，权益信托公司的总裁猝死。父亲建议温思罗普临时接替。温思罗普勉强接受了这个位置，但坚持只干一年。 　　温思罗普当上总裁后，想找一个金融伙伴提供国内力量和支持。他找到了大通这个伙伴—全国最强大的国内银行之一。1930年初，他谈成了兼并大通事宜，创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父亲全力支持兼并之举，并被允许委派两名代表—总计25人—进入新银行的董事会。虽然父亲的股权因为兼并而减少到大约4%，但他还是联合银行最大的股东。兼并之后，大通银行非常成功的杰出董事长艾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成了联合银行的董事长，温思罗普担任总裁。（注：实际上，花旗银行比大通银行更像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银行。祖父的兄弟威廉洛克菲勒拥有花旗银行很大比例的股票，在1891~1909年期间与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关系十分亲密。威廉的两个儿子分别娶了詹姆斯斯蒂尔曼的两个女儿；他们的联姻被人们称为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家多年来与花旗银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威廉的孙子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在我当上大通总裁的时候，成了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但是，这时斯蒂尔曼和他们家拥有的花旗银行股份还不到1%，我们家拥有大通银行的股份大约是1%。虽然我和斯蒂尔曼私交很好，但我们并非亲密朋友，且是公开激烈竞争的对手。） 42.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是个英俊的男人，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以及我也继承下来的奥尔德里奇家颇有特色的鼻子。他极富魅力，在纽约的社交生活当中非常出色，但随着名望和地位的上升，他变得相当自命不凡。 　　按照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后来告诉我的，他一心想着兼并后不久就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但是，1933年年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艾伯特威金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他曾经将银行的大笔资金以优惠的条件贷给自己和他的同事，而在1929年大崩溃期间，他们通过卖空大通股票赚取了1 000万美元！在这些真相面前，父亲震惊了。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威金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大通董事会决定，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提倡商务活动道德、提倡金融改革的温思罗普是领导银行度过危机的最有资格的人选，便说服他留任董事长。 　　温思罗普坚持认为，这类胡作非为之所以容易出现，是因为商业银行允许拥有投资金融类分支机构，而那些分支机构又使威金等人能够实施假公济私的行为。1933年，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强烈支持那年付诸实施的两项重大结构改革：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的格拉斯-史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和创建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公司注册自己的股票并做出定期重大财务披露的证券法案（Securities Act）。 　　华尔街和美国金融界都尊重温思罗普，而大通银行在他掌舵的20年里也兴旺发达起来。但是，温思罗普没有接受过银行家的培训，很少介入银行的日常经营。他喜欢商界政治家的角色，成了美国金融界出类拔萃的代言人。温思罗普脱离大通银行经营的不利一面是，一群对金融的看法比较局限的高级官员主宰着银行的运营，阻碍了管理结构和机构的有效发展。 43. 大通文化 　　我没用多少时间就发现，大通不但具有巨大的力量，也有一些显著的弱点。在我看来，它最严重的弱点是我们在管理领域里的不足和介入国际市场方面的不足。虽然银行权势显赫，影响力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它还只是一个简单得多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没有预算，没有综合性业务计划，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图—简单地说，人们认为大型复杂的金融企业实施有效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几乎都没有。我记得我走进温思罗普的办公室争辩说，解决大通面临的问题—增长缓慢、存款额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关键在于预算，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筹划未来，更加合理地安排我们的资产和人员。温思罗普的答复是，银行从来就没有过预算，现在也没有理由制定这种预算。 　　另一个问题是大通军团狭隘的态度和禀性。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拥有大学学位。大多数人是通过个人奋斗从出纳或收银一点一点干上来的。作为一个集团，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之外，他们缺乏宽阔的视野，缺乏对银行或对自身行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意识。大通的大多数官员认可的思路是，银行学—金融、会计和套利—是可以传授的，但银行运作的“艺术”是无法通过做长期学徒而学到的。据我所知，这种学徒制度源自美第奇时代。该制度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严格的财会和信贷分析标准一直是对我们的贷款官员的要求。但是，大通官员们的倾向性意见是，一些比较新的管理原则—人力资源、计划制定、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不值得信贷官员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这种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在银行占主导地位的老观念里，模范官员是发放良好、盈利贷款的人，其余的统统属于能力比较逊色的人。 44. 年薪3500美元乘地铁的上班族 　　我在大通银行的头12年里—直到我于1957年当上了副董事长，每天都乘坐列克星顿大道的地铁上班。跟许多乘公交上下班的人一样，我学会了非常熟练地将报纸叠成长条，一只手拉着吊环，一边阅读报纸，同时用两条腿夹住公文包。 　　在高等教育和管理技能都不受重视的环境里，我并不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广而告之—那样会显得很小气。但是，我的确向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提出，经济学博士学位本身意味着—最低限度—我不应当被要求必须参加银行那非常优秀的信贷培训计划，而不幸的是，他同意了。我已经30岁了，急切地想从事我的事业；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比分析盈亏表和收入报表更宏伟的想法。我对当时的这个决定非常后悔，而且在我后来试图改变银行的文化时让我付出了代价。它意味着我从来都不能与我试图说服的人们有同样的想法。它只是让许多人更加确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学过新信贷课程的毕业生从职员起步，经过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后才成为官员—如果他们表现好的话。我一开始是对外部的经理助理—那是最低级别的官员，年薪3 500美元。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十八松树街的10层，我在那个占了整整一层、安排了二三十张木桌的通间里得到了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都配了两把椅子，一边一把，留给客户或秘书部的秘书用。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我在大通银行的头三年。 　　部门的人事主任杰罗姆韦斯（帕基）带我参观了对外部的33个区域科室和职能科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银行的内部运作系统，感觉很是神秘。我希望能确保自己明白各个科室的职责，便在每参观完一个科室后就做些笔记。虽然我从来没有经过正规的公司管理培训，但我无法理解33个科室直接向一个人负责的结构安排好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一个选择方案，将各个科室归集起来，这样就只有六七个经理直接向部门经理查尔斯凯恩负责。查尔斯的反应彬彬有礼（我估计使他比平时更加客气的原因是我的名字），但部门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45. 欧洲：没有营销想像力 　　对外部的主要功能是维系由一千多家代理行所组成的全球网络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代理行都与我们的主要业务相关，即为几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融资，比如咖啡、食糖和金属。大通要求这些代理行在大通银行保持数额巨大的“余额补偿金”。这些资金是产生巨大利润的无息存款，构成了我们的存款规模的大部分。国内的信贷官员们将这些存款看成是我们国际业务惟一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不从事商务交易活动和企业购并的融资。 　　虽然大通的海外网络很一般，在欧洲、加勒比和远东只有9个分行，但温思罗普看到了大通银行国际业务的真正机会。事实上，这是我们于1945年在巴黎见面时他跟我谈论的事情之一。他对国际业务的热情是我加入大通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在对外部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我们在伦敦和巴黎的分行开发来自美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新业务”。虽然我对金融业的细节还很不清楚，但我明白什么是销售。我为拉瓜迪亚工作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与人会面，跟他们讨论商务问题，然后达成交易。 　　我与一个比我年轻但有经验的银行家詹姆斯沃茨一起开展这项工作，用了大约6个月时间。我们列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清 　　单—五百多家公司—并制定了接近这些公司的计划。1947年7月，我坐轮船去欧洲，以便实施我们的计划。（在那个时候，乘船的原因是因为空中旅行还不完善。）我完全可以省下差旅费用。 　　伦敦的大部分都被战争时期的炮火破坏了。英国政府仍然觉得有必要对食品和燃料实施定量供应，工厂、公司依然关闭着，整个社区都被猛烈的空袭和德国导弹摧毁了。伦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通的伦敦分行却还沉湎于过去。虽然国家的重建急需信贷，大通却因为害怕得罪其英国的银行客户而没有去追寻公司借贷业务。相反，它还是出于礼节继续为来访的美国各公司业务人员提供金融市场信息，继续从事日常的外汇兑换，继续提供旅游信用证。我们还是在客户兑现支票的时候为他们送上茶水和烤面饼，但我们的主要美国竞争对手已经在积极开拓新的商务机会，包括为我们的主要国内客户所属的分支机构提供贷款。 　　负责银行业务运作的那个苏格兰人认为我的“新业务”—努力让主要美国公司在“他的”分行设立账户—是个大大的问号。虽然我在招揽生意方面有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功，但分行经理觉得我的方法很不得体：开着租来的车打潜在客户的办公室电话。以他的观点，客户如果觉得有业务需要讨论，总是打银行家的办公室电话。 　　巴黎的形势更加糟糕。大通银行与美国的分支机构和法国公司都没有什么联系。从根本上说，我们至多不过是我们的美国客户的“邮局”。他们把我们在坎波恩41号的办公室—就在里兹酒吧的对面—当做一个便捷的通讯地址。我们为他们兑换钱，处理他们的旅行信用卡。在那里负责分行业务的美国人，已经当了25年的经理，却从来没有学习说法语；凡是需要见他的人必须说英语！ 　　由于只有两个欧洲分行，负责人几乎毫无想像力，也没有市场营销方面的智慧，因此大通银行的业务显然需要更加强硬的战略。 46. 拉丁美洲：未挖掘的市场 　　到了1947年的年底，我已经为努力哄诱客户到我们的伦敦和巴黎分行做银行业务而遇到的重重困难感到一筹莫展，请求调到对外部的拉丁美洲科室工作。 　　拉丁美洲一直是大通银行更加重视的区域，而与此同时，我对该地区的商务、文化和艺术的兴趣也已经增强了。在我从战争中回来后立刻与佩吉度过的第二次蜜月期间，我们两人游览了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深深地迷上了那个国家令人敬慕的战前文化、动荡的殖民时期和强劲的当代精神。 　　内尔森为协助拉丁美洲发展经济而制定的远见型计划也勾起了我的想像。1945年8月，内尔森从国务院辞职后，成立了两家机构—非营利性的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IA）和盈利性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nternational Basic Economy Corporation, IBEC）—以便为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和多样化而提供基础援助和金融资金。 　　我被他的计划深深地打动了，便要求我的信托委员会动用本金，这样我就能够在IBEC投入100万美元。许多年来，IBEC一直是我最大的个人投资项目之一。 　　1948年，我在佩吉的陪伴下，第一次到我的新领域里做商务旅行。我们参观了大通在波多黎各、古巴和巴拿马的分行，考察大通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贸易融资业务。我发现，大通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地位和前景差距甚大。我们垄断了巴拿马和运河区的市场；在古巴，我们是蔗糖作物的主要融资人，但仅此而已；在波多黎各，我们的地位无足轻重。初次考察回来，我确信大通可以大幅度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1948年3月，我在给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的备忘录里汇报了我的考察结果。在汇报加勒比的分行情况时，我写道： 　　我对所有3家分行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按照保守的商业银行政策经营的，但对于在自己所在地区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没有什么总体思考或理念……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去努力摸索，大通是有可能建设性地帮助这些国家制定并执行相关计划，通过改善农业、提高经销的效率和深化工业化的程度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再次阅读这些报告的时候，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惊讶—竟然冲着董事长批评其银行的经营。不过，不容置疑的是，的确有必要改变我们的经营方法。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指出： 　　毫无疑问，本土化的趋势以及该趋势所代表的一切在拉丁美洲呈上升势头。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居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忍美国机构在他们的领土落户，除非那些机构愿意对当地经济产生兴趣。因此，就拉丁美洲整体而言，就我们的南方分行具体来说，我认为大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这符合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 　　我万没有料到，我的上司们允许我尝试一下我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扩大我们在拉丁美洲的业务。 47. 巴拿马：用牛作抵押 　　巴拿马似乎是启动变革程序的绝好地方。大通银行在巴拿马和运河区已经运作了25年，拥有综合领域的所有银行存款的50%。我们融资的对象有经过运河的运输费用、蔗糖和香蕉作物的出口，以及在巴拿马市和科隆当地商人的生意。但是，我们的存款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贷款，因而我和巴拿马的经理一致认为，大通应当把我们当地存款的更大一部分用于促进巴拿马的经济增长。 　　首先，我们在孤立的西部省份奇里基省的一个小城开了一个分行—该城镇恰好也叫戴维—以便为牛牧场主提供贷款。没怎么接触过信贷的牧场主们觉得无法开发他们的经营，因此我们启动了把他们的家畜当做抵押物来为我们的贷款担保的做法。1951年，我为了分行的开业前往戴维，跟大家一起在抵押给我们的一些牛身上烙上大通的徽标！ 　　我们通过提供信贷，使得牧场主们能够扩大他们的经营，为银行产生大笔收入，并为大通赢得了名声—一家外国银行致力于造福巴拿马人民。随着拥有并经营运河的民族热情的上涨，大通协助开发当地经济的意愿在维持我们的有利地位方面变得十分重要。 48. 甘蔗与古巴革命 　　“安的列斯的珍珠”—古巴—表现出同样诱人的机会，但在政治稳定性方面呈现出一些重大风险。自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在古巴的经济中已经建立起垄断地位，而该国的经济已经严重依赖于甘蔗的生产及其向美国市场的出口。 　　虽然大通是美国银行界在为蔗糖作物融资方面的领袖，但蔗糖的出口仅占该岛商业经济的20%。在其他经济领域—烟草、采矿或旅游—我们的介入微乎其微，或者干脆为零。我认为，大通应当建立更加广泛的基础，而且应当立刻动手。我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至少在当时来看是这样。我建议购买某一家拥有现成分支系统的当地古巴银行的股份。获得总部批准后，我开始与古巴信托公司—它是规模最大、经营得最好的古巴银行—总裁进行谈判。由于古巴民族自豪感这个主要原因，我们的提议如石沉大海，因此，作为替代方案，我们在哈瓦那又开了两家分行。 　　幸好我们在购买银行方面没有成功。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推翻了专制的巴蒂斯塔政府。虽然《纽约时报》将卡斯特罗描绘成一个“民主而反共产主义的改革家”，形势的发展却截然相反。 　　卡斯特罗在几个月时间里就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效仿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960年，他没收了价值20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包括大通的所有分支机构。幸运的是，他忽略了由1 700万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担保、贷给古巴政府有待偿还的1 000万美元贷款。作为对没收我们的分行机构的反应，我们卖掉了抵押物，迅速补偿了我们的损失。 49. 波多黎各的“经营自主” 　　我在1948年的备忘录中，将大通在波多黎各的地位描写为“令人扼腕悲叹”。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4年就曾经亲自授权设立分行，但在这些年里，开发其潜力的工作几乎丝毫没有开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个案里的民族主义，虽然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银行的经营都是一种威胁，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良机。1948年，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总督—他一直在领导着旨在为该岛屿获得“自治政区”地位的努力—开始实施“经营自主”计划，拟开发岛屿的资源并使之多元化。在我看来，这是大通银行扩展业务的一个现成机会。 　　我与穆尼奥斯马林和他那精明能干的经济开发秘书特多罗莫斯科索非常熟悉。由于信贷是他们开发工作的关键，我们便介绍给他们一个计划，贷款给私人买家购买政府拥有的企业。比如，我们借给费雷兄弟100万美元来收购一家钢铁厂。 　　最后，大通成了岛上领先的“外国”银行之一，并且在我们收购人民银行的努力被断然拒绝之后，我们增加了在岛上的大通分行的数量，然后在阿托里盖了一栋由斯基德莫尔奥因斯与梅里尔设计公司设计的漂亮的楼房作为总部。 　　到了1949年年底，我们在“南方”分行引进的变革已经开始产生强有力的效果。我们传统的代理业务稳步增长，我们的新业务也毫不逊色。与我在欧洲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加勒比分行的员工们似乎渴望接受新思想。其中的一个新思想是聘用并提拔营业地点所在国家的公民。此举向当地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们的意愿是要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伙人。聘用合格的当地人员是大通银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我们在世界各地强劲扩展而开始遵循的一项政策。 　　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加勒比的分支系统已经成为我们海外业务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我急于把我们在加勒比的战略—开设分行、购买当地银行、开展新的贷款活动—当做一种扩展模式，应用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中最迫切的是用于南美的一些大国。 50. 在南美的扩展 　　加入拉丁美洲科室并帮助提高我们在加勒比的运作两年以后，我被提升为副总裁，负责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所有业务活动。我以最快的速度开始了为期6个星期对南美主要国家的综合考察，以便评测在那个地区可能存在的业务扩展潜力。 　　那个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服务，因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长时间乘坐4引擎涡轮螺旋桨式飞机，缓慢地飞越漫无边际的亚马孙雨林，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危险山峰。 　　1950年的考察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我看到银行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企业—也就是我的老教授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新，而拉丁美洲是经济发展可能成型并产生出色结果的地方。在那次考察之前，我一直牢牢记着安娜罗森堡的告诫；考察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大通的事业中了。那次考察与我同行并担当向导的奥托克罗伊策是大通的一名老员工，其很大一部分职业生涯是在拉丁美洲度过的。奥托是个抽廉价雪茄的“老烟枪”。他从早上坐在床上看报纸的时候开始点上第一支雪茄，然后全天不停地“吞云吐雾”，直至深夜。当我们在各个会议之间奔波的时候，由于烟的毒害太大，我常常把脑袋探出车窗呼吸新鲜空气。我的剧烈咳嗽和显而易见的难过模样丝毫打动不了他。奥托照样又点上一支雪茄。 　　但奥托对我们的业务了如指掌，向我透彻地介绍了我们业务的各个方面。在那个时候，每个南美国家都指望出口几样主要商品，来换取外汇收入。秘鲁出口棉花、蔗糖和铜；智利出口铜和硝酸盐；阿根廷出口大量的小麦和牛肉；委内瑞拉出口石油产品；巴西和哥伦比亚出口咖啡—每年几十亿的咖啡豆。 　　大通银行通过向出口商发放短期信用证—通常不超过3个月期限—为这种贸易的大部分活动提供融资，而那些出口商也是我们当地代理行的客户。虽然这种生意有利可图，但在这类商品的需求下降、价格下滑的时候—这种情况定期出现，银行就失去了生意和收入。此外，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的依赖减少，银行的收入就不那么稳定了。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产品种类。 　　政府贷款已经成为几种新机会之一。多年来，大通一直与我们开展经营活动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保持着良好关系，因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我记得有一次我当场答应了巴西财政部长的请求—用该国的咖啡作物作担保提供3 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 　　与银行过去做法不同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是，我应我的老朋友、当时担任秘鲁中央银行行长的佩德罗贝尔特伦的请求，说服了大通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一起为秘鲁提供3 000万美元的贷款，以便稳定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表现。秘鲁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担保，但答应实施IMF确定的一个财政改革方案。美国私人银行在这样一种安排中与IMF合作，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如果设计得不够周密细致而且担保不利，那么给政府提供贷款的风险可能很大，但我确信这类贷款可以为我们提供盈利的商机，并为范围更加广阔的私人商务贷款业务敞开大门。可是银行里负责国内业务的高级官员们本能地怀疑是否应当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觉得回报太少，风险太大。我与乔治钱皮恩（George Champion）—他当时负责美国部，是银行内正在走红的权势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彼此分歧的开端，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 51. 开发资本市场的努力 　　在简单接触了拉丁美洲后，我明白了，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是缺乏资本融资所需要的中长期信贷。虽然有少数金融机构将私人资金输送给新企业，但在欧洲和美国比比皆是的那种招商银行或投资银行却根本不存在。除了政府债券领域外，能够包销证券的资本市场压根儿就没有。 　　北美和欧洲商业银行则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提供的信贷很少超过3个月，而且只限于与贸易相关的业务。这是一个令一些拉丁美洲企业感到真正头疼的地方，因为这些企业希望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内容，却又缺少实现这种发展的资本资源。这是大通银行的绝好机会，但我们在继续深入之前，必须找到逾越法律障碍的途径。 　　1933年的格拉斯-史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美国商业银行参与国内投资银行业务，但他们可以通过1919年埃奇法案（Edge Act）的规定进行参与。大通有一家埃奇法案规定的公司，但我们一直只是把它当做我们在巴黎和远东地区分行的一个房地产控股公司。我们修改了章程，允许该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并与国际基础经济组织（IBEC）合营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叫做美洲金融投资公司，在巴西国内包销、分销证券。我挑选了我们在巴西的14家代理行作为股东加盟，并于1952年初启动了新公司。 　　美洲金融公司在经营的头两年挣了钱，但接着，当巴西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了停滞阶段。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公司的活力。总部内部减少亏损的压力在增大，而尽管我请求解决问题、等候时机好转，我的斗争还是失败了。1956年，大通将自己在美洲金融公司的股份卖给了IBEC。 　　回首往事，我坚信美洲金融公司的理念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巴西合伙银行也属于巴西最强大的。不幸的是，大通银行没有什么人对这个思路感兴趣或怀有同情。我们需要一流的投资银行家来经营，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该思路能够奏效。尽管有几个聪颖的初级官员被派遣到了该项目里，却从来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投资银行家负责该公司的经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通银行放弃了美洲金融公司后，IBEC将它改造成了一家共同基金，在拉丁美洲开了先河。我们的大部分巴西合伙人随即将自己的资金投入了新公司，结果取得了巨大的利润，至今还在运营。在我们原先的巴西合伙人当中，有许多也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最初理念的有效性。令人惋惜的是，大通贻误了一次重要的时机。 52. 在大通内部挣扎 　　启动美洲金融公司的努力是我在对外部最后的工作之一。1952年9月，我晋升为高级副总裁，负责银行的纽约市各分行和客户关系工作。 　　在对外部的6年期间，我看到管理结构和风格必须动大“手术”，大通才能成为更加强大、利润更加丰厚的金融服务机构。随着我的级别的提高—从经理助理到副总裁—我能实施一些变革。但是，作为重要性不很突出的部门里的相对年轻的官员，我不具备必要的力量对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域实现更加广泛的影响。此外，我从负责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守旧型官员那里感觉到了对我所提议的变革的阻力，以及对我在银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担忧。 　　我对国际银行业务的推动一直是一波三折，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我在扩展国际业务方面的考虑，以及我对更加科学、专业的管理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考虑，直到整整10年以后才开始被人们接受。 53. 建立家庭生活 　　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重新建立与妻子和孩子们的联系。我首先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家，在那里，他们在经历了战争年代我那到处漂泊、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岁月之后，能够感觉到安全。 　　在战争时期，佩吉在第五大道找了一个公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1947年10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佩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成了后来所谓的“第二序列”中3个孩子的第一个。理查德（我们总是称他为“迪克”，那是我们心爱的朋友迪克吉尔德的名字）和艾琳都是在间隔两年后出生的。即便只有3个孩子，我们也显然不得不搬家了。 　　佩吉在东65街找到了一栋房子，恰好符合我们的需要。那栋房子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这个成员不断增长的家庭使用，而且气氛非常友好，几乎就像是栋乡村房屋：宽敞的客厅里，18世纪英国松木板，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我们在1948年年中将它买了下来，并在20世纪结束前一直当做我们在纽约市的家。 　　周末的时候，我们带孩子们去波坎蒂克山，先是去家族地产围墙里面的斯蒂文斯屋，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带他们去我们自己的家。新近离婚的我的姐姐巴布斯决定离开波坎蒂克外那栋漂亮的红砖乔治屋—那是1938年请莫特施密特专门为她设计的—搬到长岛的奥伊斯特贝。母亲知道我们想要一幢大一些的乡村房屋，就说服巴布斯把房子卖给了我们。哈得孙松屋—那是我们给房子起的名—隔着一条公共道路位于家族地产的对面。它包含40英亩的土地、1栋仆人房屋、1个马厩、几个花园和菜园，以及一些谷仓—正是我们想要的乡村住所。 　　我和佩吉还在缅因海岸建立了一个夏季基地。在我的童年时代，夏天是在芒特迪瑟特岛的艾里度过的。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驾驶帆船，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要我的孩子们也能同样接触到这些东西。战前，佩吉曾经几次跟我一起去那里看望我的父母，跟我一样热爱高山，热爱沿海岛屿。令我们欣喜的是，我父母主动提出让我们使用离海边很近的西方别墅—那是一栋朴实无华的新英格兰白色木板房。当父亲知道我们在那里住得很快活时，他慷慨地将房子送给了我们。 54. 收支平衡 　　一年之内买下3栋住房的惟一真正弊端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家具来填充那3处相当大的住宅。这就构成了一种沉重的资金压力，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本钱，依赖的是1934年父亲为我建立的信托资金的收入—该部分收入到1946年达到了税前一百来万美元。 　　最关键的是“税前”二字。战争期间，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适用的税率提高到了接近90%—对我来说，在首先扣除了15.3万美元的慈善捐款之后，1946年的税款为75.8万美元。结果，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还不到15万美元。因此，尽管总收入达到了100万美元，我手里可以花费的资金显然很不起眼。 　　我和佩吉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节俭开支，但我们两人都希望自己拥有的东西质量上乘。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有幸遇到了英国经销商塞西尔特纳—他刚刚在伦敦的多彻斯特酒店启动了他的古玩经销商交易会（Antique Dealers Fair）。塞西尔明白我们在资金方面的局限性，但很赏识我们对家具装饰质量的强调。他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教我们如何辨别质量、发现赝品。多年来，他帮助我们以我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价格购买了许多18世纪英国高级家具。 　　我们对古董的热中还扩展到了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而这种品位是受我母亲和露西姨妈的影响—她们两人都是积极的鉴赏家、收藏家。也许对我们兜里的钱来说，幸好我们是在完成了房子的家具配备之后才开始对法国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绘画产生兴趣的。 　　多亏了佩吉才华横溢、品位高雅，又懂得节俭，我们没找过一个室内装修师，就将就着装备了我们的几个家。佩吉取得了装修师的执照，这样她就能以30%的折扣价格购买家具。作为一名装修师，佩吉开发自己才能的第一个机会出现在我们刚刚成婚的时候—父亲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负责的话，他就出钱装备、装饰斯蒂文斯屋。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逛遍了周围的商店，寻找批发价格中吸引人的家具、地毯和布艺。让父亲感到惊讶和赏识的是，佩吉用5 000美元就买下了所有必备物品！多年来，佩吉将我们的几个家收拾得精巧迷人。虽然我们的经济能力提高了，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到这种品位和典雅。 55. 兄弟同心 　　1946年年初，当我们兄弟5人回到纽约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父亲依然是家族办公室的“统帅”，是洛克菲勒家许多慈善事业公认的道德首领，是巨额家族财富的主人。不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想让父传子的过程能够进行得更快，且符合我们对未来的展望，那么兄弟之间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必须结成统一战线。 　　内尔森在战争之前就率先要将我们这代人组织起来。他建议我们定期会面，谈论各自的事业，同时探讨我们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如何能够合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约每两个月会面一次，地点通常是在“娱乐房”，但有时是在我们某个兄弟的家里。 　　兄弟间的会面达到了一个实际的目的：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家庭事务，另一方面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更加个人化的层次上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5个人的兴趣很不相同，在某些方面还相互冲突，但我们之间保持了对彼此的基本尊敬和感情，其主要原因正是这些定期聚会—这一点，并非所有富裕家庭都能实现。 　　我们邀请阿比参加我们的聚会，但她没有兴趣。我们还曾请父亲跟我们一起聚会，但他也谢绝了。一想到要同时面对他的所有儿子，他似乎很不是滋味，几乎有受到威胁的感觉，也许是担心我们可能会抛出某个大家意见一致而他却不同意的决定。母亲原本一定会乐于参加，但我觉得，在父亲已经谢绝了我们的邀请之后，她跟我们在一起会感到别扭。因此，她也拒绝了，结果我们只是自己聚会。 　　我的哥哥们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因为我是最小的，而且是“惟一的博士”。在我们兄弟聚会的38年期间，我一直担当这个角色。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各自从事着迥然不同的职业，日程安排都非常紧张，定期聚会已属不可能。不过，无论在哪一年，我们的聚会都至少达到每年两次。 　　我们的聚会是从1940年开始的。起初，大家不过是彼此通报各人的活动和计划。但是，不久我们就认定，在慈善事业这个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很有益处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几个慈善组织的年度请求，而每个人往往都会根据各自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在我们捐献给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天主教慈善机构（Catholic Charities）、新教福利机构协会（Federation of Protestant Welfare Agencies）、联合医院基金会（United Hospital Fund）、红十字会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这样的机构时，将我们的馈赠集中起来就会更有效率、更有效果。该决定的结果是在1940年年底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RBF）。在刚成立后的头12年里，RBF没有捐赠。相反，我们每个人每年都捐献各自收入的一个比例数。父亲的高级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担任主席，帮助我们确定资金的分配。 　　10年以后，我们每人给RBF的年度捐赠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可以用来支持我们当中某个人创建的机构，或者我们当中某个人在其中拥有特别利益的机构。比如，内尔森创建了美国国际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IA），以便为巴西和南美其他国家的农民提供农村信贷和咨询，有点类似美国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RBF成了该项努力的主要资助机构。在许多人意识到人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紧迫性之前很久，约翰就为急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构成的危险深感忧虑。RBF为约翰的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在其运作的早年提供了关键性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一起合作的机会，并形成了能够反映我们那代人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的一种慈善哲学。 56. 从父亲手里购买洛克菲勒中心 　　战争结束后，我们兄弟会面时谈论的最重大的主题是洛克菲勒的未来。在运营的头18年里，该项目没有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完全冲抵利息和税收，更谈不上分摊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和父亲的债务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项目竣工以来，父亲承担洛克菲勒中心的经营赤字已经将近10年。截至1944年年底，父亲一共已经投资1.2亿美元：5 500万美元的普通股，6 500万美元的无息票据。结果是，父亲拥有的普通股价值低得可怜。 　　尽管如此，战前在中心担任过几年总裁职务的内尔森看到了该地产巨大的长期潜力。他确信一旦偿还了债务，它就会成为价值越来越大的资产。他鼓励我们几个兄弟利用好他所看到的“巨大机会”，让父亲将中心的普通股卖给我们。在征得了我们的同意之后，内尔森就此事催促父亲。父亲虽然看到了他的观点有理的一面，但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代理。在他出售自己的股票之前，他必须取得地主哥伦比亚大学和主要债权人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允许。保险公司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哥伦比亚大学却是在修改了租约之后才表示同意。修改后的租约包含了绝对性担保条款，即租金必须支付、普通股不得出售给家族之外的任何人。另外一条补充条款规定，只要原始债务没有完全偿还，就不得分红。我和我的哥哥们同意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因为我们相信中心的长期经济前景是辉煌的。但是，只要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地主，租约里有些限制性条款将继续限制着中心的灵活性和市场销售能力。 　　1948年，在解决了这些复杂事宜之后，父亲以220万美元的评估价格将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股票卖给了我们。我们兄弟5人获得了中心的所有权：包括坐落在黄金地段上、出租率达到100%的11栋大楼，每栋44万美元。然而，获取公司的所有权意味着承接其 　　8 000万美元的欠债：欠人寿保险公司2 000万美元，欠父亲6 000万美元。1950年，我们偿还了人寿保险公司的最后一部分贷款，第二年又向父亲支付了200万美元的债务。 　　如何处理剩余的债务问题，在家族内部造成了大量的紧张关系，直到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1952年，父亲已经78岁，他那从来就不怎么强健的身体已开始衰老。他的律师们越来越担心拥有中心的票据对他的地产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买下普通股后不久，内尔森建议父亲放弃债权，这样我们就能动用必要的资金，以实现中心的现代化改造以及可能的扩建。父亲反驳说，如此他就要支付2 600万美元的馈赠税，因此他拒绝了。由于消除债务不可行，我们提议父亲把票据交给急需捐赠的RBF。事实上，内尔森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威胁说，如果父亲不同意我们的提议，他就要辞去中心董事长的职务。父亲最后让了步，把票据给了RBF。这样，他便有效地结束了他与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关系，将其管理权完全交到了我们手里。 　　父亲捐赠给RBF的5 770万美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意义重大。随着中心在后来的17年里还清了债务，RBF逐渐积累起捐赠资产，使它有能力支持新的项目，而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RBF成了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联合慈善事业，是我们支持在人口、环保、经济发展、城市事务和基础科学研究等领域里运作的机构的主要渠道。 　　洛克菲勒中心后来成了我们兄弟几个以及我们的继承人越来越具有价值的投资。但是，对父亲来说，这个项目几乎是全面的经济亏损。他总共投入了5 500万美元的普通股、6 500万美元的个人票据。（这还没有计算为进行这些投资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大萧条期间以谷底的价格出售证券，主要是石油股票。）他的1.2亿美元总投资获得了出售普通股的220万美元，而票据的偿还只有750万美元。很少有人认识到，尽管该项目为他的后代产生了长期的效益，父亲却因为在大萧条期间勇敢地决定继续建设洛克菲勒中心而直接损失了1.1亿多美元。 57. 购买波坎蒂克地产 　　兄弟间聚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3 300英亩的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地产转让带来的税相当高，因而必须采取措施来处理父亲的潜在地产问题。 　　在没有通知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内尔森找父亲讨论将波坎蒂克地产卖给我们的问题。父亲有点犹豫，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亲自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基魁特”，并且在他的监督下，它已经开发成全国最漂亮的地产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他并不情愿放弃在他的大半辈子中意义如此重大的那块地产的控制权。但是，内尔森接着暗示说，如果他拒绝出售，那么我们谁也不会有兴趣继续留在这里。虽然这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但父亲在他认为的儿子们的最后通牒面前，同意立刻出售。 　　1951年1月，父亲成立了希尔斯地产公司（Hills Realty Company），将整个地产整合了进去，并因此获得了价值70万美元的股票。第二年，他将所有的希尔斯股票卖给了我们兄弟5人，为自己保留了终身权益—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合理的折中。在整个资产的没有分割的所有权中，我们每个人只花了15.2万美元就各自取得了1/5的股份。 58. 家族资产的重组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高税率迫使我和我的哥哥们寻找一条理智的途径来重组我们的主要资产，以便产生更多的收益，提高资本价值。洛克菲勒中心是我们最大的单项资产，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清除它那被分割的所有权—哥伦比亚大学拥有土地，我和我哥哥们拥有大楼。在我们买下普通股几个月以后，我们请韦布-耐普（Webb & Knapp）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威廉泽肯多夫来分析我们的可能选择。比尔建议我们成立一家新公司来购买土地和大楼，将债务分摊到25年的周期里。当我们带着这个提案找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们断然拒绝。 　　比尔接着建议重组中心的财务结构，以充分利用房地产收入的优惠税务待遇。他所说的关键是，房地产公司—其赚取的利润中50%以上来自租金和相关收入—适用的税率为7%，而所有其他公司适用的税率是净收入的50%。自从我们买下中心以来，中心的收入稳步提高，1952年几乎翻番达到了190万美元。比尔强调说，我们可以从证券那里取得几乎与那个数字相同的收入，同时仍然符合条件适用最低的公司税率。 　　但是，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租约远远不止是确定了年度土地租金；它实际上控制着中心财务结构的各个方面，禁止我们对中心的财务结构进行合情合理的改动。比如，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在一个监管账户里保持1 400万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以担保租金的支付；中心的流动资金必须保持在3 000万美元的水平，其中可以用于投资股票的不得超过25%。这就是说，中心投资组合的90%必须投入到低收益的政府债券，每年获得的利息回报还不足2%。 　　如果中心想取得更高的收入，投入于设备更新、偿还债务，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服哥伦比亚大学修改租约里这些过时的惩罚性规定。 　　哥伦比亚大学的律师和会计师们看清了我们的意图—如果洛克菲勒中心得以扩大、获利更多，那么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我们家都是有利的。他们同意取消监管账户和流动资金方面的限制条款，但其前提是大幅度提高租金。1953年年初，我们开始了新的投资计划，正好赶在股票大幅度升值之前。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和时机的把握是英明的。 　　希尔斯地产公司构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公司惟一的收入来源是我们为其投资组合添加的证券，用于支付波坎蒂克地产的维持费用。我们从7%的公司税率中获益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增加房地产资产来减少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通过希尔斯贷款购买曼哈顿卡莱尔饭店的权益，后来又用它换取了穆尔斯顿购物中心和位于新泽西州爱迪生的一个工业园中大得多的权益。最后，我们还提高了上东部帕克-贝耐特拍卖场的地租。这些不动产创造了可观的收入，用于冲抵希尔斯股票市场的收益。我们通过这种巧妙应用税收规范的方法来冲减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其他收入渠道上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 59. 慈善传统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传统朴素无华。它要求我们慷慨施舍，积极投身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去。这是父亲年轻的时候自己学到并悉心教给我们的管理信条。我们作为一个家族极其幸运，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社会有所回报。 　　虽然父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对与家族关系密切的某一个或数个机构有所参与，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自由追寻我们自己的兴趣。吸引我的是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工作，尤其是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我在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和我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提高了我对国际事务的敏锐性，而我又通过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纽约国际中心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在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为拉瓜迪亚市长工作的日子激起了我对城市生活复杂性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如今表现在我在威斯特彻斯特县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和在创建晨边高地有限公司（Morningside Heights, Inc.）中的领先作用，而该公司是美国处理城市衰败和更新问题的第一个私人项目。 60. 彻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学(1) 　　让我第一次接触教育机构管理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理事会。父亲一直是祖父于1901年创建的这个机构的创建和发展的驱动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仍然是该机构7人理事会的总裁。父亲备感骄傲的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生物学、病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对医治传染病—比如黄热病、梅毒和肺炎—的实际影响。 　　父亲更加支持研究院的根本使命—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他明白，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必须先行，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佩顿鲁斯在发现癌症病原方面的重要研究；艾伯特克劳德、基思波特和乔治帕拉德在细胞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科林麦克劳德和麦克林麦卡蒂关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发现等等，这些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真正的衡量标准。这些进步改变了科学探索和医学实践的性质，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在1901年创建该研究院时内心确定的使命。 　　虽然拥有丰富的历史，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末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在领导人选、科学使命和资金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父亲计划在1950年退休，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生物学家、院长赫伯特加瑟博士也将于几年后告老还乡。父亲认为一直担任理事职务的约翰哥哥会继承他在理事会领导的位置。但是，1946年年初，约翰决定辞去理事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威廉斯堡修复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事业。于是，很明显，我将不得不承担家族传统在这个关键性研究机构中的责任。 　　1950年，我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院如何生存，以及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否应当生存下去。事实上，理事会中有一些人的确支持关张的想法，因为它的最初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确定研究院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应该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资金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祖父捐献了这个研究院，父亲补充了资金和土地用于研究院的扩建。多年来，资产组合管理有方，截至1950年资产已经升值到了大约1亿美元。但是，为了保持它的彻底独立，研究院从来没有接受过政府的资金，甚至没有接受过其他个人的资金，因为父亲认为那样就会削弱研究人员在开展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工作时的独立性。结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用超过了收入，人员被迫减裁，对研究范围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不作政策上的修订，允许我们寻求新的收入渠道，那么研究院就有降级到二流机构的危险。 　　我们需要对研究院进行综合评估。在我的鼓动下，理事们请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国家科学院主席、洛克菲勒研究院科学顾问理事会成员—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评估。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布朗克相信独立科学探索的关键作用，赏识研究院的开创性工作。但是，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我—认为，如果研究院要在一个更具竞争性、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 　　布朗克委员会用了1年的时间审查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以及财务和设备设施方面的资源情况。我们还咨询了世界各地几十位领先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我们的审查结果表明，研究院彻底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用强大的教育部分来补充我们的基础研究，并增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50年来，研究院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运作的。每一个独立实验室的负责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确定研究课题，只需要符合自己的准则和同类科学家的评判。伟大的物理学家玻尔称这种体系为“科学共和国”，它在过去运行得很好。我们任何人，尤其是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都不想干涉科学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根据加强集中指挥、扩大合作、增强对资金现实方面的意识等需求进行适度调整。 　　布朗克是委员会中的主要推动人。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应当是加瑟博士的继承人。最后，在理事会的热情支持下，我说服布朗克离开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职位，成为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新院长，任务是推行所提议的改革。 　　事实证明，布朗克在1953年执掌研究院后，给研究院带来了“新生”。他的首要任务是将研究院改造成一所生物医科大学。他几乎立刻开始了转制过程。1953年年末，理事们投票决定，按照纽约州的法律成立一所有资格授予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的大学。与此同时，我们将研究院理事会与科学顾问理事会合并。新理事会任命布朗克为总裁，我成了董事长。1954年，我们取得了新执照，但我们直到1965年才将研究院的名称正式改为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其主要原因是情感上的眷恋。 　　布朗克还迅速采取行动，邀请数学家、实验室和理论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小批哲学家加盟师资队伍，以扩大大学的学科范围。独立实验室系统被保留了下来，但引进了学术头衔，从前的“研究院成员”改成了更加通俗的“教授”—尽管人们常常很不情愿。 　　1955年，我们录取了第一批共10名大学生。为了保持研究院的长期传统，他们在一名资深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进修，学习第一手的学科基础知识。布朗克任职期间坚持在录取前亲自面试所有的候选学生，以强调最高水准。 61. 彻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学(2) 　　所有这些改革都要求额外投入资金，而布朗克相当擅长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他在创建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两个机构成了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资助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的年度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了洛克菲勒大学。 　　在此期间，我和布朗克专注于扩大大学的基础设施。我们增建了一栋9层楼的实验室大楼、一栋大学生和博士后宿舍、一个礼堂和一栋漂亮的、国际风格的总裁住宅—那是我的朋友华莱士K哈里森设计的。 　　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直至1975年我的任职结束，生物科学领域在发现了基因是由DNA组成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就是基因革命。这一发现，正如医学历史学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所描写的那样：“打开了生物革命的道路，将继续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 　　如今，在重新定义了使命、调整了管理结构、再次激活了资金渠道之后，洛克菲勒大学继续在科学技术方面起着枢纽作用，寻找着与健康相关的生命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给研究院带来的“新生”是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是我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备感自豪的一步。 62. 阿尔杰希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1947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在大通银行对外部当经理助理的时候，接待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总裁的来访。阿尔杰希斯瘦高的个子，端庄英俊的脸庞。举止和蔼、优雅，很有魅力，我立刻喜欢上了他。一番寒暄以后，希斯告诉我说，我已经被推选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希望我能够同意加盟。 　　该基金会是在1910年由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创建的，为的是他自己在追寻预防战争、建设有效的国际法律体制方面的兴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已经领导了基金会20年时间，使之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基金会之一。巴特勒刚刚退休，希斯被选为他的继任。 　　对于如此年轻的人来说，希斯的事业令人仰慕。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经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门下学习，然后又在高级法院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工作过。新政期间，他在农业部和司法部工作，后来又调到国务院。他在国务院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经随美国代表团参加过雅尔塔会议—这一点在他后来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惊慌。 　　被邀请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我感到受宠若惊—该董事会上有不少显赫人物，包括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IBM的创始人托马斯J沃森。董事长是著名国际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我被推举加入董事会，正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和他的家人。福斯特的名声是冷酷、严厉、古板，但我所认识的他却很有幽默感，可以相处得很愉快。他的女儿莉莉亚斯是我上大学期间一小圈朋友中的一个，也是佩吉的密友之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末，在我追求佩吉的时候，她总是跟杜勒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的纽约城镇房屋里。 　　我向内尔森提起希斯的邀请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层官员曾经警告他，有可靠的情报表明希斯是个苏联特工。我向福斯特报告了此事，福斯特表示不相信。鉴于杜勒斯的声望、经验和坚决反共的名声，我认可了他的判断，于1947年5月加入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1年以后，对阿尔杰希斯的间谍指控成了头版新闻。 　　当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们忙于项目和地理位置等日常琐事。事实上，董事会议总是在争论是否将我们的总部从纽约迁往华盛顿的问题，以及我们应当租用还是建设自己的场地问题。我们最后同意留在纽约—而纽约的具体地点又是个问题。 　　我找到了比尔泽肯多夫，他提出用他在第一大道西面买下的一个建筑场地—新的联合国大楼将矗立在其对面。虽然该地区仍然充满了废弃的屠宰场和破旧的商业建筑，但比尔觉得联合国和其他相关项目会永久性地改变这个地区。他建议我们在地价大幅攀升之前买下那块地皮，然后建设我们自己的大楼。 　　董事会里几个比较保守的董事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批评了用基金会有限的资金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地点投资建设项目的方案。基金会资深的财务总监反对该项目，辞去了董事会的职务，因为他预计该项目会让我们破产。但是，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支持这个提案，尤其是在我说服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首层开设大通分行以后。大楼完工后，我们将大楼的很大一部分出租给非盈利机构，轻而易举地应付了抵押贷款的月供。正如比尔泽肯多夫所预测的那样，联合国周围立刻成了纽约的黄金地段之一，直到今天仍然炙手可热。 63. 与阿尔杰共进晚餐 　　对希斯的指控于1948年8月开始公诸于众。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作证的时候，《时代》杂志前编辑、承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惠特克钱伯斯指认希斯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党组织的一个成员，是苏联谍报网里的一分子。当钱伯斯在国会大楼外面重复这些指控的时候，希斯控告他诽谤，从而开始了数年里轰动全国的法庭战争。钱伯斯的指控过去几个月后，卡内基的董事会聚集在一起，吃了一顿我所参加过的最尴尬的晚餐。阿尔杰一到，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而当我们开始就坐进餐的时候，他两边的椅子都是空的。我觉得这样太尴尬，便坐在了他右边。哈维邦迪坐在了他的左边。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心直口快性情暴躁的律师威廉马歇尔布利特坐在我的右边。布利特年事已高，耳朵很背，在晚餐期间不断大声絮叨希斯为什么是个叛徒、为什么应当立刻从基金会开除。我往前探着身子，徒然地想护着阿尔杰免受口头攻击，但布利特执拗的声音穿透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晚餐后，阿尔杰告退，这样董事会就可以讨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包括是否继续聘用他的问题。董事会逐个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立刻开除希斯，直到轮到我表态。我表示不同意，说指控毕竟只是指控。在希斯被裁决有罪之前，我们必须将他当做一个无罪的人来对待。我建议说，最好让他请假一个时期，因为在当前情形下他无法有效地在基金会工作。汤姆沃森等人支持我的观点，最后董事会作出让步，让阿尔杰带薪休假。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希斯-钱伯斯一案一直拖到了1949年—希斯没有被判决犯有间谍罪，而是因为在国会面前否认自己认识惠特克钱伯斯而被判伪证罪。直到1996年他去世的那天，希斯一直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而他的支持者继续坚持他无罪。在证据齐全了以后，我觉得他看来的确是个苏联特工。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机会主义政客们在利用希斯的案子来攻击新政、反对美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声称共产党已经渗透了联邦政府，并把它当做全面“国际阴谋”的一部分。因希斯案件而激起的情感标志着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危险趋势。从那时起，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个人当做魔鬼，肆意攻击我们的政府机构，以便将他们自己的固执而过激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最后，我成了这两个极端的最佳攻击目标。 64. 私人秘书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有人帮我处理大量的外部事务。战后的几年当中，处理这类关系的家族办公室几乎完全由父亲提供资金。除了法律、财会和投资服务外，还有20个职员在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管理着大量的社会和非营利活动。父亲的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以及他的年轻助手达纳克里尔帮我处理非营利活动，但他们都无法代替私人秘书的作用。 　　1947年，我聘请了埃莉诺威尔克森做我的私人秘书。她是个专业速记员，擅长安排社会活动、处理各种复杂事务。埃莉诺是此后30年我工作中的顶梁柱，与我的银行秘书埃德娜布鲁德尔密切合作，保证我的日程安排不会失控。这两位出色的女性组织能力强，办事效率高，与人打交道细致而有策略。 　　1951年，我决定增加一名私人助理来管理我越来越大的慈善利益。一番搜索之后，我倾向于聘请我在巴黎服役时期的同事沃伦林奎斯特。战后，林迪在大通银行工作了5年，然后给格雷斯公司（W. R. Grace and Company）的董事长R彼得格雷斯当助理。 　　林迪帮助我处理我在洛克菲勒大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纽约国际中心以及许多其他机构中的活动。他负责我的通信和日程安排，跟我一起策划我在各个机构里的作用。林迪后来在指导我个人的大型房地产投资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随着林迪越来越全面地介入房地产事务，随着我的个人活动和责任的增加，我又另外聘用了一些人。理查德达纳和德沃斯史密斯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战争时期曾经跟我一起在欧洲服过役。来自特威德米尔班克的年轻律师约翰布卢姆（杰克）被安排在家族办公室，协助林迪工作。 　　我赋予我的下属们相当大的自主权，虽然我们定期在一起讨论。他们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继任—理查德E萨洛蒙、小约翰B戴维斯、艾丽斯维克托、帕特里夏斯莫利、克里斯托弗凯南、彼得J约翰逊和马尼S皮尔斯伯里—都工作得尽心尽职。他们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影响力。没有他们，我永远无法平衡我在大通银行的工作和我的“平行事业”。 65. 伟大的天然领袖 　　1953年1月19日，约翰J麦克洛伊接替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的大通曼哈顿董事长的职位。从许多方面说，杰克被挑选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的领导人，是不同寻常的。跟温思罗普一样，杰克是律师出身，而不是银行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华尔街最强大的律师事务所克拉瓦思-亨德森-德格斯多夫（Cravath, Henderson and de Gersdorff）当了10多年的合伙人，与不少投资银行和大公司密切合作过。战争刚结束，他就成了华尔街另一家著名事务所米尔班克-特威德-霍普-哈德利-麦克洛伊（Milbank, Tweed, Hope, Hadley & McCloy）的一个署名合伙人，大通银行和我们家都是该事务所的客户。但是，杰克在他多年的执业律师生涯中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商业银行这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领域。 　　显然，大通银行董事会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忽略了杰克有限的金融背景，看中了他出众的公共服务生涯。1940年，他就作为沃尔亨利L斯廷森秘书的特别助理进入了政府部门，并在第二年就当上了助理秘书。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成了罗斯福总统顾问圈子里的一个关键人物。 　　1947年2月底，杰克就任世界银行总裁两年多，直到他被委任为美国在被占德国的高级长官。杰克与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密切合作，主持了西德的创建、西德的军备重整和西德为西方联盟接纳的过程。他在任期中取得了重大成功。1952年7月，他作为一个深受尊敬的名人回到了美国。 　　虽然杰克没有做过一笔贷款，没有分析过一份盈亏表，但他具有巨大的声望，是个伟大的天然领袖—这些素质表明他会懂得如何管理像大通这样一家大型机构。他的董事长任命对我们这些一直努力拓展银行国际业务的人是一大鼓舞。 66. 奇怪的关系 　　由于兴趣相似的缘故，我对自己与杰克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感到十分失望。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早年的生活差距太大，以及一桩特别事件似乎让杰克受到了终身伤害。 　　杰克出身于费城—他常常回忆说是“一个错误的地方”。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完全是依靠个人努力和出色的能力才读完了阿默斯特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并进而成就了骄人的事业。 　　尽管自己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杰克似乎对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地位非常警惕，甚至憎恨。在我参加的聚会当中，杰克经常讲述他第一次与我家接触的故事。他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包括暑假期间给别人讲课—完成了大学和法学院的学业，于1912年—在我出生前3年—夏天到了缅因州，希望能在芒特迪瑟特岛找一份工作。他决定前去联系的家庭之一就是我们家。杰克总是把故事拖得很长—从主路徒步1/4英里来到艾里，敲开了巨大的门，向看门人说明自己的来意，结果被不屑地打发走了，给他的解释是洛克菲勒家孩子们那年夏天的家庭教师已经聘好了。故事到此结束。我承认我从来都不明白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不请自来式的造访并不是找一份暑假工作的最佳途径，而且事实上，父亲总是在我们前往锡尔港的几个月之前就安排了家庭教师和其他随行人员。 　　杰克当着我的面说这个故事一定有上百次了，而最后一次是在1985年，当时我接任了他的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的职位。那个故事总是让我感觉不是滋味。 　　杰克情不自禁地不断讲述那段往事，表明了他对我和我们家的矛盾心理，也许甚至是潜在的仇视。而内尔森在杰克成为大通董事长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可能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情结。据说内尔森这样告诉他说，“我们家族运用了其影响力”让他当上了董事长，而他的工作之一是要确保“在他退休的时候戴维能够继任”。很有可能内尔森会这么说，或者说出过类似的话。他非常专制，并且毫无疑问会觉得他在帮我的忙。但如果内尔森的确说过这类的话，也绝对不是一种家族的决定，也不是我的要求。家族里任何人提出这种要求都是极其不合适的。不幸的是，如果传言属实，那么它可能永久性地改变了杰克对我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杰克的矛盾心理可能是导致他在1959年银行董事会挑选他的接班人问题上拒绝做出果断决定的一个因素。他的犹豫不决—无论是什么原因—后来对我个人、对银行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也许，杰克只要一看到我，就会回忆起锡尔港那条尘土飞扬的漫长山路，以及那扇大木门静静地，却又坚决地把他关在外面的那一幕。 67. 银行管理的现代化 　　我在大通工作的时间越长，对大通的老古董般的管理结构就越是感到不舒服。虽然我们的基本借贷业务进行得很不错，在大部分其他领域却有着严重缺陷：放权式管理结构下的许多独立“王国”，人事管理方面的不足，预算和/或业务计划的缺乏。任何一个管理顾问都会对此惊诧不已，不过我们拒绝让他们进门。 　　1952年夏天，就在我接任纽约市地区经理职务之前，我和抱有类似看法的副总裁肯尼思C贝尔开始搜集这方面的信息。虽然评估银行的组织结构跟我们的工作毫无关系—据我们所知，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我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建议某个更加有效率、更加合理的结构。我们的调查显示出一些惊人的，甚至是令人警觉的事实。比如，负责全国各地公司业务的9个“地区”经理以及我们在国内的29个分行行长都直接向银行总裁报告。显然几乎谁都没有得到过任何指令或监督。他们的经营完全随心所欲。在纸面上，大通银行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结构；事实上，银行内部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 　　带着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和肯尼思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结构，按照功能划分重新勾画了银行的组织。我们没有公开自己的结论，而是选择等待某个合适的机会推出我们的组织结构提案。 68. 碰撞 　　我在银行里升迁得很快，乔治钱皮恩也是如此。乔治比我大11岁，1926年毕业于达特茅斯，是大学里的一名明星足球队员。他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权益信托公司，随着合并来到了大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乔治成了银行里最出色的借贷官员之一。全国各地的公司顾客和银行家们都敬慕他的能力和商务才智，很高兴与他做生意。他是个痴迷的高尔夫手，而且由衷地喜欢球赛后的畅怀豪饮！1949年，乔治被任命为银行里最重要的部门—商务银行部的经理。 　　许多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和乔治正同处一个“航向”—我们都觉得自己在走向银行董事长的宝座。 　　1952年9月，我们的机构重组计划到了出台的时候。当时，珀西埃博特总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要提升我为高级副总裁。他用模棱两可的字眼说到我的职责，是跟纽约的分行系统相关。珀西的描述实在是含糊隐晦，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跟银行的其他部分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到了推出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制定的机构重组计划的时候。 　　第二天上午，我带上我们的组织结构图，摊在珀西的面前。我们提议将银行所有的公司业务统一起来，设立一个新的“美国部”，由乔治钱皮恩负责。另外成立一个“特殊行业部”，将公共设施组和石油航空部综合进去。我将管理第三个新部门—“都市部”，负责市里所有的零售分行以及我们与总部设在那里的许多大型公司客户的关系。一些关键性职能—比如公共关系和经济研究—将纳入我的新职责范围。我对珀西说，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值得给予更大的重视。 　　我们建议的重组计划还要求保留3个现有部门：信托、债券和我原来的对外部。这6大部门都将由一名高级副总裁负责，而他 　　们—只有他们—直接向总裁负责。最重要的是，这些高级官员中，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明确定义的职责范围，负责银行运作的某个具体领域。 　　珀西对我们的想法似乎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组织结构图这种“新概念”。他把这个议案提交给了温思罗普，取得了他的批准。正如我预计的那样，乔治钱皮恩对这种新安排非常热心，因为如此他将负责银行里他认为最重要的领域。同时，在新结构的安排下，我将负责银行业务的一个部分，而且我相信该部分在未来几年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董事会授权了机构的重组，于1953年1月1日起生效—也就是杰克麦克洛伊上任的那天。大通银行现在拥有了—至少在纸面上—一个现代化的、潜在效率更高的公司结构。 69. 兼并热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从大通退休的时候对杰克麦克洛伊说，在他担任董事长的19年期间，有3件事没有能够实现：第一，寻找一个兼并伙伴，以扩大银行的分行系统，加强银行在零售方面的业务；第二，建造一个新总部，将银行过于分散的人员集中到下曼哈顿；第三，将大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银行。杰克将这些话牢记在心，立刻着手寻找兼并伙伴。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纽约的所有大银行，以及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的银行，都开始寻找新的可借贷资金渠道，以满足他们公司顾客不断增长的信贷要求。有些商业银行—比如曼哈顿银行—实施了一种零售战略，旨在扩大和加强他们的存款规模。他们的存款规模明显提高了，而大型批发银行—比如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保证信托银行（Guaranty Trust）—却面临着公司存款的下降。截至1943年年底，大通的存款规模大约为60亿美元，但到了1954年年底，却只有40亿美元。相比之下，曼哈顿银行的存款同期却得到了增长—涨幅接近3亿美元，而且小储户的数量也上升了。很显然，哪怕是大型“批发”银行，零售型存款的争取也将在其经营活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于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了名副其实的兼并“婚配”期—几乎所有的此类“婚配”都是拥有大量公司业务的大型商业银行与拥有大量并不断增长的消费者业务的小型零售银行“喜结连理”。所有这种兼并都是因为批发型商业银行需要获取分支机构，以便得到新的存款。 70. “乔纳吞吃了鲸鱼” 　　曼哈顿银行公司（Bank of the Manhattan Company）于1799年在纽约州议会注册登记，是该州资历第二的银行。阿伦伯尔（Aaron Burr）是该公司最初的创办人之一。曼哈顿公司注册成一家供水公司，为纽约市提供淡水，但是伯尔和他的同事们聪明地往执照中塞进了一句话，允许该公司用其富裕资金“购买公共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与纽约州法律法规不产生冲突的任何货币交易”。于是，曼哈顿银行公司便产生了。 　　伯尔的花招激怒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他的同事们，因为在那之前，他们的纽约银行一直垄断着银行业务。此举无疑在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了1804年他们两人在威豪肯高地著名的决斗。决斗中，伯尔杀死了这位前财政部长。（大通至今仍拥有并展示着两人当时用于决斗的手枪。）多年过去了，曼哈顿银行兴旺发达起来，并继续按照它那1799年的执照经营。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最重要的资产已经成为它在纽约市的58个零售分行网络，比大通银行多一倍。但是，如果按照17亿美元的总资产额来衡量，曼哈顿银行只是大通银行的1/4规模。 　　1951年，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曾经试图合并两家银行，实际上兼并的消息已经在媒体公布，但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温思罗普与曼哈顿银行董事长J斯图尔特贝克（J. Stewart Baker）之间强烈的个性冲突。 　　杰克麦克洛伊是个更加艺术的谈判家。他同意用大得多的大通与在纽约州注册的曼哈顿银行合并，巧妙地战胜了贝克的个人踟蹰和一些棘手的法律障碍。这一策略让贝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同时实现了大通扩大零售银行业务的目标。于是，1955年3月31日，小小的曼哈顿银行公司在技术上吞并了大得多的大通国民银行，导致一家报纸登出了“乔纳吞吃了鲸鱼”的标题。 　　这次兼并产生了一个金融大亨：存款70亿美元，资本5.5亿美元，总资产将近80亿美元。最重要的是，从大通的角度说，国内分行的数量上升到了87家，名列纽约市第三位。此外，新产生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总资产上超过了第一花旗银行，使我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银行，仅次于美洲银行。 71. 寻求外部咨询 　　在1955年4月的那天上午开张营业之前，麦克洛伊和贝克已经就一个临时公司结构和高层职责划分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杰克麦克洛伊已经巧妙地处理了贝克的虚荣心：让他担任执行委员会总裁和主席的职务，自己则保留董事长的位置。当时的一记高招（但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就产生了问题）是，麦克洛伊还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他作为董事长、贝克作为总裁将被任命为联合首席执行官。 　　在最高层之下是新设立的执行副总裁。我被任命为规划与开发执行副总裁，并负责所有员工职能；乔治获得了同等级别，继续管理商业银行业务。 　　要整合两大机构的人事和经营绝非易事，因为两个机构的个性都很强，文化各不相同，但这项复杂工作又十分关键，必须以一种既能鼓舞士气，又能保持旺盛势头的方式进行。 　　两家的兼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良机，用于开发一种更加敏捷、更加有效的公司文化。我们中间有些人强烈认为，最佳途径是聘请一家成功的管理咨询公司，来设计一种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组织结构。但银行里的其他人则表示反对，对请进一家外部咨询公司从事我们自己能做得更好的工作这种想法深感不屑。我们再一次陷入了“传统卫士”与“现代派”胶着的僵局。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折中点。 　　我的朋友彼得格雷斯在重组格雷斯公司的时候，与他的许多传统型官员遇到过类似的局面。彼得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他聘请了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多年的独立顾问杰拉尔德鲍尔。鲍尔并没有带来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而是请高级管理层委派8~10名能干的官员跟他一起研究公司的情况。鲍尔发现这种程序非常有利于分析过程，减小了对公司管理层的威胁。虽然乔治钱皮恩以及大多数其他高级借贷官员仍然半信半疑，杰克麦克洛伊却被说服了。1955年5月，在兼并完成仅仅1个月之后，我们聘请了鲍尔来作研究。 　　那年的晚些时候，鲍尔提交了他的最终报告。从根本上说，该报告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在1952年建议的结构改革方案的进一步提炼，更加清晰地描绘了银行的运作领域，明确设置了职权和责任分工。鲍尔还强烈建议我们成立或者加强一些专业部门—公司规划、人事、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并聘请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来管理这些部门。在我为银行工作的那些年里，被委派负责这些至关重要的职能部门的人的惟一合格条件，是他们没有表现出在作贷款方面的特殊天赋。我认为那是个严重的失误，因此，我现在作为负责的执行官，决心要赋予这些职能部门恰当的地位和权威。 　　尽管乔治钱皮恩以及美国部那些“大腕”百般阻挠—他们痛惜自己的自主权有所损失，但鲍尔建议的机构改革还是于1956年年底得到了实施。通过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和管理程序的加强，那次改革成了大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72. 下曼哈顿的整合 　　1955年1月初，兼并的消息公布后不久，杰克又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制定大通新总部的计划。一段时间以来，很显然我们需要整合严重分散的业务活动。大通多年来吞并了50多家小银行，结果造成在整个金融地区有9个独立的经营地点，包括我们在松树街18号越来越拥挤的总部。与曼哈顿银行的合并使得我们对办公面积的需求更加突出。 　　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搬家—这一点大家一致同意—而是往哪儿搬。下曼哈顿金融社区苦于拥挤的街道、低级的公共服务和破旧的楼宇，许多人已经准备离开这个地区。对大多数人来说，曼哈顿中区是理想的目的地。在战后的那些年里，纽约市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这种发展几乎完全围绕着第34大街，每年都有几十家公司往那里搬迁。与此同时，自从大萧条开始以后，金融地区没有盖过一座新楼。下曼哈顿停滞不前，在那里的许多著名金融机构正计划跟着他们的公司客户向北迁移。人们已经开始纷纷议论“华尔街将再次荒草遍地”的话题。 　　谁都不想成为最后一个搬家的人。我们都拥有可观的地产，而如果整个金融社区开始集体北迁，那么地产的价值就会大幅度下跌。第一花旗银行已经宣布，要将其许多经营分支搬到计划于1959年完工的公园大道一座新大楼里，虽然该银行的董事长向杰克麦克洛伊保证，他没有搬迁总部的计划。但是，大通银行被人们当做了“领头羊”；所有人好像都在等待我们的决定。 　　我个人的观点是，保持金融地区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而大通应该带头这么做。这里有一部分是感情因素。该地区历史悠久：它包括最初的新阿姆斯特丹荷兰定居区；正是在这个地方，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817年开始在这里运营；祖父的标准石油总部多年来就坐落在百老汇26号。但是，对于涉及到成千上万人、数亿美元资金的商务决策来说，感情永远不应当是考虑的基础。我还觉得，大通留在下曼哈顿是有充足实际原因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区，毗邻纽约联邦储备和大型证券、商品交易所，将金融界集中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世界金融中枢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如果再有大型机构搬迁出去，那么这些优势就会严重削弱。而且有迹象表明，有些机构正在认真考虑这种可能。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也暗示说，如果实施股票过户税，它就搬到新泽西去。如果主要银行离开了下曼哈顿，股票交易所就有了更多的搬迁动机，而那样—我感觉—就会加速整体的商家大迁居，对纽约来说就是一场经济、金融大灾难。 　　我说服杰克麦克洛伊聘请一家合格的外部公司来评测一下市中心的商务气候和潜力。这份综合分析确认，该地区正在形成一次重大的经济转移。下曼哈顿长期以来的顶梁柱—大型运输公司—正迁往其他城市，而其他商家也正迁往曼哈顿中区和新泽西。大多数金融机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感到很紧张，暗示有可能跟着他们的客户搬到纽约市的其他地区，甚至搬出纽约州。我们的顾问们与我的看法一致，认为大通应当留在市中心，但催促我们采取“明确而大张旗鼓的方式，这样人们就会视之为我们的一个坚定举措”。 73. 无法拒绝的机会 　　促使我们作出留在市中心决定的却是一次我们根本无法拒绝的机会。我一直在跟比尔泽肯多夫合作。这个浮华耀眼的房地产巨人在10年前将后来联合国总部大楼所在的土地卖给了我父亲。比尔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个巨人—300磅重的能量和主意。他的办公地点在中区麦迪逊大街他自己拥有的大楼的顶层豪华办公室。我和比尔一直在讨论用什么办法处理大通分散的地产，找一个集中地点作为我们的新总部。比尔已经提出了几个解决办法，但似乎都不可行。我对留在市中心的前景感到灰心了。 　　就在这时，1955年2月底一天早晨7点的时候，比尔打通了我在第65街家里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一个紧急消息。我刚刚用完早餐，正准备拿起报纸去地铁。他说他要用他的豪华轿车来接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去银行的路上交谈。 　　比尔熟悉纽约的每一件大型房地产交易。他刚刚听说，保证信托银行打算卖掉它自己的一座大楼，那座楼坐落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大通在松树街主楼之间的街区上。我刚在他那辆7人座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坐稳，比尔就向我勾画起他想像的游戏计划。第一步，大通买下保证信托银行的大楼。然后，我们开始收购我们在松树街总部东面街区的所有其他大楼，同时卖掉我们分散在华尔街地区的许多地产。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们就接着向市里提出允许我们关闭我们这两个街区之间的锡达街，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大块根据地—尤其是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来衡量，可以在上面建设一个新的总部大楼。比尔指出，这是我们在下曼哈顿能够拼凑出一块满足我们需求的土地的最后机会。但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因为他听说保证信托银行就在那一天要结案。我被他的大胆提议惊呆了，但他说服了我，我们应该这么做。问题是我们能否说服杰克和大通的董事们在这件事上立刻行动。 　　我们赶到大通，急忙冲上四层杰克的办公室。杰克被比尔的描绘打动了，立刻给保证信托银行的总裁打电话，对方确认该交易将在几个小时内结案。杰克说服了他，将结案时间推迟24小时，给大通一个报价的机会。不到几个小时，杰克就联系上了大通房地产委员会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W埃克董事。埃克在房地产方面经验丰富，立刻看出议案的重要性和可取之处，同意我们应当去努力争取。房地产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同意埃克的看法，这笔440万美元的交易就在比尔泽肯多夫给我紧急打电话后1天之内成交了。大通留了下来。 74. 激动人心的新大楼(1) 　　买下地皮后，我们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希望创造什么样的形象和大楼的类型，用足够醒目的方式表达我们需要用来鼓励他人留在下曼哈顿的宣言。 　　我给华莱士K哈里森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是名建筑师，最初让他出名的是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设计，后来他成了联合国和林肯中心的总设计师。多年来，华莱士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华莱士完全可能以为他就是承接这项工作的最佳设计师。但不管怎么说，他很有风度地接受了我的解释：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因此我希望能够选择他人，以避免有偏心之嫌。华莱士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斯基德莫尔奥因斯与梅里尔设计公司。 　　斯基德莫尔公司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通过其创造性的国际式风格的设计而成名的。其中，在纽约最有影响力的设计是位于公园大道和第53街的利华楼（Lever House），遵循的是密斯范德罗厄（Mies van der Rohe）和科比西埃（Le Corbusier）20年前在欧洲开创的纯功能性风格，利用了铝、平板玻璃等新建筑材料和空调等新技术。 　　斯基德莫尔的另一个新近建筑—位于第43街第五大道的制造商信托银行（Manufacturers Trust）的一个小分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1954年完工的这小块建筑瑰宝创造了一种激情，因为它在形式上和感觉上都远远脱离了传统银行大楼的模子：铝框架上朴素的玻璃盒子；通往金库的大门—通常是银行里神圣而神秘的核心，往往隐藏在建筑物的深处—从街上就能看见！但是，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建筑物那轻得几乎要飘起来的质感。 　　我跟我的朋友、该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之一纳撒尼尔奥因斯（纳特）取得了联系。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见过他。我对他说，我们要建设一栋“宣言式大楼”，用以表现大通是一家进步型机构，愿意传播新的建筑趋势，象征着管理风格和文化的重大变革。我和纳特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比尔泽肯多夫一起讨论了我们可以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我们的两块地上建造两栋各自独立的传统大楼；第二个方案—也就是比尔泽肯多夫一开始设想的那种—是将两块地连成一片，封闭中间的锡达街，建设一栋大楼—不是那种巨型的笨重写字楼，而是在一个宽敞的露天广场上矗立一座晶莹闪烁的摩天大厦。它将给下曼哈顿引进一种革命化的城市规划新概念。 　　当时的金融区是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附近狭窄街道两旁拥挤得密不透风的一栋栋大楼：华尔街、锡达街、松树街、纳塞街、威廉街。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房地产。新建筑矗立起来后，业主们会用上建筑规范所允许的每一个平方英寸。华尔街两侧林立的大厦也许曾经风景如画，但同时也带来了街面上拥挤、黑暗乃至于几近幽闭的感觉。风洞效应也可能狂猛骇人，而在狂风骤起的日子里，成群结队仪表堂堂的律师、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们在逃跑的毡帽、礼帽后面穷追不舍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 　　如今的分区法规要求新的建筑物必须“嵌入”根据它在地块上的面积和位置而确定的“框子”里。这就是说，办公楼必须随着它高度的增加而相应往后退出空地，以便下面的街道获得更多的采光和空气。你的楼越高，可使用的地面面积就越小。其结果是建筑物效用低下，建筑外型不赏心悦目。为了鼓励开辟更多的露天面积，任何高度的摩天大楼都被允许建设，只要大楼的基座面积不超过土地面积的25%。在华尔街，还没有人大胆地委托建设这样的大楼。他们觉得那样就浪费了宝贵的土地，减少了大楼的使用面积。 　　我和比尔、纳特都没有被这种观点说服。纳特安排了负责利华楼和制造商信托分行设计工作的建筑师戈登邦沙夫特来从事这个项目的设计。在研究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戈登的建议是在宽阔的广场上建一个60层的矩形塔楼，没有缩进平台。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效用，建筑物的结构立柱放在外面和电梯井周围。这样，每一层拥有的工作空间都比传统建筑物更加统一、通畅。戈登还打算运用组合建筑方式，这样，电气、水管、供热和空调管线就可以用规范的方式安装在地面和天花板上。这一发明—现在已经成了行业规范—使得办公室的布局更加灵活，装修工程又快又便宜。 　　戈登设计中的另一个天才之作是巧妙地堵上了潜在批评家的嘴，防止他们指责在这么小的土地范围里建设大楼而浪费了宝贵的面积。大厦的地基要挖85英尺，直达基岩，这样，广场地下就多出来5个楼层，而每层的工作面积都是塔楼标准层的3倍。银行业务的主楼层位于地下，照明通过下沉式露天水池的自然采光。银行下面的各层包含车库、礼堂、咖啡厅、巨大的银行金库和库房。 　　戈登的设计是美国银行中第一个具有当代风格的总部大厦，在下曼哈顿也是第一座四周为露天大广场的建筑物。大楼作出了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明确宣言。 　　杰克麦克洛伊成了单体大楼方案的积极支持者。虽然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弗雷德埃克也欢迎斯基德莫尔超凡脱俗的设计。有了这两位强大的支持者，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尽管守旧阵营里有些牢骚抱怨—就让邦沙夫特的国际风格设计方案在董事会上获得了批准。 75. 激动人心的新大楼(2) 　　现在，我们需要市里同意封闭锡达街的一部分，以便我们在两个街区的地块上进行建设。方案得到批准的关键是要取得罗伯特摩西的支持。我在为拉瓜迪亚工作的时候—以及后来在莫宁赛德高地的项目中—就认识了他。我前去找摩西—他的正式头衔很多，其中的一个是市规划委员会主席。令我大感宽慰的是，罗伯特并不难说服。他相信，要拯救华尔街，就需要一个大的动作，而他喜欢这样的概念：打开更多的空间，在压抑的市中心街道上引进多一些的亮光。取得了他的同意以后，其他必须的许可就十分容易了。作为市里让出锡达街地下土地的交换条件，我们同意拓宽新建的大通曼哈顿一号广场周围所有的便道。 　　开工后不久，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内部装修问题上。戈登指出，如果不进行特殊装修，新大楼会很冷、很不招人喜欢。他指出，新古典主义大楼是通过立柱、三角楣饰和装饰性雕塑来渲染的，而所有这些装饰物都无法融入我们的建筑物里。他觉得大通应当考虑购买一些当代艺术品，用来提升建筑物内部公共区域的品质。 　　我喜欢这个思路，并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讨论这个问题，他表示完全同意。对于这个提议，杰克麦克洛伊的思想也很开放。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委员会—其中包括著名艺术专家、戈登、杰克和我自己—为大楼挑选高质量的现代艺术品。我们准备了50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目在当时足够购买现代绘画的代表作品。从这个相对保守的起点出发，全世界第一个大型的公司艺术品采买如今已经发展到价值将近1亿美元的收藏。 　　工程于1956年年底开工，但我们立刻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水。在挖基础的时候，工程师们发现在地下大约50英尺的地方有一股地下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影响着建筑物下面泻水台的东河潮汐问题，我们不得不修建与地产一样大小的围堰—这项变更成本很高，因为这部分工程必须首先完成，然后我们才能开始基础土方工作。基础本身将近100英尺深，最终要挖出22.5万多立方码的土方和石头。结果，工程被延误，建设成本大幅度上升。几次全市规模的大罢工使工程进度进一步耽搁，费用再一次提高。建筑的概算本身就达到了5 500万美元；最后，总成本—包括土地和装修—为1.45亿美元。但是，25年后，大楼的市值几乎是那个数字的3倍。 　　我很担心人们对我们新奇的银行总部会作出批评性的直接反应。但是我多虑了。“大通一号”获得了各家刊物的狂热褒奖：《福布斯》赞许说，它“给古老的金融地区投下了一个新鲜而充满希望的身影”；《建筑论坛》则称之为“华尔街上最大胆、很可能也是最明智的投资之一”。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大通银行留在市中心的决定对于消除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撤离该地区的危险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华尔街振兴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对我和大通来说，是个多事之“秋”。我们开始将一个古老的管理结构和顽固的公司文化改造成某种更加合理、更加能够应对当前世界的东西。我们对下曼哈顿再次作出了承诺，并在此过程中影响了他人也留在那个地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激动人心的大厦作为我们的总部—而这个大厦象征着“新”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问世。 　　虽然在这个阶段银行取得了进展，但并非所有在大通的人都支持或者理解我所倡议的改革。其中有个特别的主管官员站出来跟我唱“对台戏”，反对我对银行的未来设想，以及我认为银行应当遵循的前进方向。我与此人的冲突在随后的几年里发展成为银行内部的一场重大的权力斗争。 76. 争夺银行的“灵魂” 　　乔治钱皮恩是美国最著名、最受敬重的银行家之一。1958年，他被选为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rve City Bankers）的总裁，就是一个证明。乔治认识我们所有的主要公司客户，他们都尊重他的意见、珍惜他的友谊。他稳重、聪明、专业、冷静。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更好地代表大通的保守型银行文化—也就是那种我感觉需要进行改革的文化。 　　他惟一在乎的是要当个信贷官员，一个“棒极了”的信贷官员；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银行应当惟一在乎的。他一直辛勤工作，致力于把大通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批发型国内银行，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大型公司。满足这些公司的需求一直就是大通的主要职能，那是我们的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对于乔治来说，其他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是不务正业，是资源的浪费。我已经明白，他对开展国际业务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有一次，他对一群信贷学员说，如果银行走向国际，“我们就会失去灵魂”。 　　我对大通面临的挑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的培训和经验并不是在借贷方面。相反，14年来，我一直在对外部和都市部工作。我理解银行的人和银行的文化，知道它最大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以及它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面的显著弱点。在我眼里，大通的未来取决于加强为全世界客户提供的服务。 　　几乎从我踏进银行大门的第一天开始，我和乔治在目标和见地上就有分歧。由于我们两人截然不同的个人风格，我们的争执也在升级。乔治精神抖擞，时而大吼大叫；我却内向得多，表达起来更加微妙。但是，我们之间冲突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却不仅仅是迥然不同的个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乔治把我看成是他在银行晋升的主要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我和他在看待银行应当如何组织、应当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乔治似乎沉湎于过去，满足于大通作为国内著名银行的地位。我认为有必要进行大幅度改革，并努力领导银行往新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随着我们两人事业的进步，这些理念上的根本区别愈加突出，我们个人之间的冲突也在加剧。 77. “特洛伊木马” 　　作为总裁、首席运营官，乔治占据着支配位置，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不能阻止我的所有想法，因为我作为副董事长，是直接向杰克麦克洛伊和董事会负责的。在那些年里，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我们在下曼哈顿的新总部的建设，用于人事和合并后银行的计划上，用于努力推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管理结构。这些任务并不需要我直接介入银行的借贷领域—那方面仍然是乔治的“领地”。 　　但是，我把我的员工当做是某种“特洛伊木马”，悄悄地启动了一些重要改革。虽然我的职权范围集中在业务运作、市场营销、管理开发、员工关系、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等现代公司企业的所有关键领域，但还包含一个改进了的经济调查班子和新成立的组织机构规划班子。这两个班子一旦运作起来，会在针对我们所在的金融环境进行中、长期分析方面，以及在提出如何利用该环境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这将会不可避免地—回头想起来似乎的确是这 　　样—推动大通向我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而只要我将自己的行动局限在银行的员工职能范畴内，不直接干涉银行的基本业务，乔治则听凭我随心所欲。我估计，他觉得这些举动相对来说并没有什么害处。 78. 绕过国际部 　　机构重组以后，我的职责范围内有个一线部门。这个部门被含糊地叫做特别投资部。通过它，我能够与国际部合作—但又独立于国际部—扩大银行在几个海外国家的活动，拓宽我们的金融服务范围。 　　我不得不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因为虽然杰克麦克洛伊同情我关于国际多元化的观点，但他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来迫使银行走上这条新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别无选择。在整个任期里，杰克指望着乔治和他的国内信贷官员们提供稳定的增长和说得过去的收益。到了1960年年底，大通的贷款总额接近50亿美元，但美国之外的贷款只占大约5%。因此，虽然杰克允许我跟踪几个项目，以便“两边下注”，但他从来没有知难而进地去面对基于国内的银行文化。 　　1955年，也就是我们与曼哈顿银行合并的时候，我们只经营着17个国外分行，其中9个集中在加勒比—其中有4个是我自己创建的。我们在海外的那点不起眼的规模与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两家银行正大肆扩张在欧洲、南美和远东已经非常广泛的海外网络。从海外分行网络的角度说，我们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两家主要的美国竞争对手，而且差距还在加大。 　　得到乔治钱皮恩—以他美国部负责人的身份—大力支持的对外部，除了短期贸易融资和传统的代理银行业务领域外，反对扩大我们的产品范围。该部门走这条路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分析。我们的外国代理行提供着我们的低成本活期存款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大通银行国内借贷的主要资金来源。20世纪50年代末，对银行信贷的要求大幅度上升，但我们的存款却没有同比例增长，加大了我们不得不—随着我们接近联邦储备银行规定的极限—减少贷款额度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我们的外国代理行在我们银行存有大量存款，乔治不希望采取任何可能会破坏我们与他们之间关系的行动。 　　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那些存款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跳出代理银行业务的范畴，开辟更多的海外分行，收购国外机构，提供更大范围的产品种类，包括可能会要求期限比较长的产品，甚至直接投资。我深信，我们的这种举措不会破坏我们的代理银行业务，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代理行对我们的需要大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起初，我的观点没有被接受，但我还是通过几个途径努力开展我们的国际活动。 79. 与进出口银行竞争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的时候宣称，他打算更多地依靠私人界为国际贸易融资。这似乎为大通提供了进入中期贸易融资的机会，而这个领域是私人商业银行界迄今一直忽略的—几乎完全交给了政府投资的进出口银行。 　　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取得了美国其他商业银行的合作，拟推出提供为期1~5年的中期信贷品种，用于“大单”出口商品的融资，比如蒸汽推土机、电涡轮机、掘土设备和铁路机车。我们联系了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代理行，并最终说服了底特律国民银行、匹兹堡的梅隆银行和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与我们和纽约化学银行联手，创建一家新的贸易融资公司。我们还联系了我们的许多公司客户，比如卡特彼勒、万国收割机公司、约翰迪尔、通用电气和西屋公司，向他们通报了我们的计划。最后，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与华盛顿的进出口官员们协商—根据他们的职责，他们必须在促进美国出口方面“协助”私人贷款机构。但是，我们从我们的客户那里得知，他们对进出口银行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他们抱怨忍无可忍的拖延、无休止的繁文缛节和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 　　所有这一切都鼓励着我们于1955年6月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我们给它起名叫美国海外金融公司（American Overseas Finance Corporation, AOFC）。每一个股东平均购买1 000万美元的普通股。大力支持这个设想的杰克麦克洛伊担任董事长，我成了董事。 　　AOFC很快就证明了我们的设想是正确的。它为几个贸易项目作了融资，为几家美国制造商设立了贷放限额。到了1956年年底，AOFC拥有的总资产为1 100万美元，购买承诺为2 200万美元商业票据；也许起步并不很高，但却是私人界针对美国出口商急需中期融资而作出的最早努力。 　　进出口银行对我们进入这个领域非常警觉。他们的反应是，降低了我们潜在客户的利率，以便留住他们的生意。两方的讨论—包括麦克洛伊与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之间的激烈争吵—没有能够解决问题，而我们的合伙人们开始对AOFC和进出口银行之间出现的竞争态势感到担忧。AOFC的其他董事们决定卖掉公司，以免冒险惹恼华盛顿的管理当局。1957年5月，我们按照我们已经作出的投资将公司卖给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 　　对于这个结果，我深感失望。但是，虽然AOFC没有能够实现我雄心勃勃的预期目标，但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大通在贸易融资的一个重要领域表现出了创新性，并且—更重要的是—向乔治钱皮恩和他的门下证明了，我们可以延伸我们的国际触角，并同时加强我们与代理行以及大型美国公司客户之间的关系。 80. 投资于发展中国家 　　AOFC成立后不久，特别投资班子创建了一个分支机构，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另一个层面进行了摸索。我们感觉大通应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就能在刚刚摆脱欧洲殖民主义桎梏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以及仍然挣扎着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国家—打下基础。 　　通过我在国外的考察，我注意到了资本市场的劣势和当地商人、企业家在借款促进增长方面能力的低下。美洲金融投资公司是一次早期的努力—也许构思得很糟糕，企图解决巴西的这个问题，但是，对长期资金注入的需求在那里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其中的一个办法是直接投资于当地公司，尤其是为当地市场产生就业机会、生产消费品的关键领域，比如采矿、商品农业和制造业。在经济形态好的国家里创建工业发展银行是另一种途径，能让我们用我们的资金来影响当地投资人的资金，从而刺激卓有成效的多元化投资。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富有创造性，因为美国政府的规定禁止商业银行直接进入投资金融领域，无论是自己单独运作还是与他人联手，甚至包括到国外运作。于是，我们将我们现有的埃奇法案规定的公司（请参阅本书第十章）重组成所谓的非金融公司，使之可以在美国境外进行直接投资。 　　我们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导致我们先前在巴西和AOFC的运作复杂化的两个问题。我们挑选了投资坚决的合作伙伴，找到了能干的领导班子来经营银行业务。我们聘用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负责操作，并于1957年8月成立了大通国际投资公司（Cha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IC）。我成了该公司的董事长，并引进了几个经验丰富的外部人员在我们的董事会上任职。 　　作为一项政策，我们只投资于新项目，并且总是与熟悉银行业务和当地经济的“明白人”合伙。CIIC很快就活跃在世界各地。在它的投资项目中，包括尼日利亚拉古斯一家营利的纺织厂—那是该国第一个含有美国利益的大型私人工业项目。我们还在伊朗与拉扎兄弟公司（Lazard Fr弐es）和伊朗的一家当地集团合作，开设了一个开发银行。伊朗工业与采矿开发银行是第一家由私人投资商组织起来的开发银行，是我们后来在象牙海岸和巴拿马创建的其他银行所效仿的样板。伊朗和尼日利亚的项目都取得了利润。伊朗的银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家重要机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在人质危机时期被伊朗夺取。 　　接着，CIIC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埃斯佩兰斯土地与开发公司投下巨资—该公司在大澳大利亚湾拥有的土地达140万英亩。埃斯佩兰斯项目将从前几乎寸草不生的贫瘠荒地改造成为欣欣向荣的农业地区。（注：我和佩吉迷上了当时的计划：通过添加微量矿物质和化肥来改善土壤的肥力。我们跟本诺施米特一起买下了1.6万英亩的土地，并把它经营成了牧羊场。） 　　CIIC早年的大部分投资都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其中至少有一个项目利润丰厚—我们在波多黎各一家炼油厂的股本投资在两年期间里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回报。随着CIIC的成功，银行内部反对扩大银行业务的论调更难出台。CIIC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在大通几乎没有涉足过的地区开展业务。我们缓慢而稳固地开始创建这样一个美国银行的形象：关心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的安康。CIIC还在几个项目中创造了在后来一些年里大通扩大业务范围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那些地区打下的基础符合我关于大通进行国际性扩张的展望。 　　但是，我有没有能力强劲推动这种扩张，取决于我在银行内部是否拥有权力更大的职位，而在1959年秋季，我的未来作用如何还很不清晰。我的命运掌握在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将集体挑选杰克麦克洛伊接班人的那23个人的手里。 81. 争夺一把手的决战 　　杰克麦克洛伊计划于1960年3月退休，但董事会在挑选他的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请他留任到年底，与此同时他们将捋出头绪。从董事会的角度说，乔治是首席执行官的合理选择。他当时56岁，比我大11岁，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一直在银行工作。另外，我相对年轻，董事会里许多人并不把我看成是“真正的银行家”。我的主要职责一直在管理和市场营销领域。我从来没有当过一线的信贷官员，虽然我与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和杰克麦克洛伊不同—他们在几乎完全不了解银行业务内部运作的情况下就当上了首席执行官，而我在过去的14年里一直接触大通的经营，促成了几项创造性变革。董事会绝大部分人意识到，我一直在致力追求的那种政策变革很有必要、不可避免。他们似乎很赏识我的创造力，但显然他们希望董事长具有稳固的信贷和借贷背景，而这些领域是乔治的强项。 　　我丝毫不怀疑，如果我愿意担任从属的职位，董事会的绝大多数人会迫不及待地任命乔治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老实说，我不愿意。我和乔治共事了14年—其中最后4年当中，我们的级别基本相等，我敢肯定，如果他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权力，他就会带领银行走向一个阻止大通成为国际银行业务中坚力量的方向。当董事会成员们试探我的态度时—尤其是对J理查森迪尔沃思（迪克）和杰克麦克洛伊，我明确地说，如果董事会选择赋予乔治全面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我就离开银行。 　　我的答复导致了两难境地。董事们没有准备让我当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乔治就会辞职，这是谁都不准备冒的风险。面对我和乔治的角逐，董事会踟蹰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保全面子的折中建议：乔治当董事长，我当总裁，但我们将被看成是“联合首席执行官”。虽然乔治全面负责银行的日常经营，但在政策问题上，我们共同负责。 　　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权力相当。我担心董事会的提议不能赋予我在关键问题上与乔治针锋相对所需要的权势。我咬牙坚持要董事会任命我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总裁，且该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出现，由我们两人签字认可。没有这些条件，我相信乔治最终会重新定义职责条款，而我会发现自己对这种修订无能为力。最终协议是通过中间人来谈判的—我和乔治从来没有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但最后，我们两人都签了字。联合首席执行官的安排是惟一可行的选择：我们两人都有保留，但我们希望这种安排能够奏效。1960年10月，我们两人的联合任命包含以下措辞：“每人都将关心并负责银行的各个方面，但每人都将在自己全面负责的领域里实施领导。钱皮恩先生将特别关注银行的经营和借贷政策、银行业务组合中的投资资金和信托业务。洛克菲勒先生将特别关注以人力、设施和市场为重点的未来规划、海外活动和国内拓展。” 　　我们的联合任命是解决冲突和犹豫不决的一种“药方”。联合首席执行官的安排很少奏效，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别扭的让步。当机构拥有强大而统一的领导时，才能有卓越表现。我和乔治永远提供不了那种领导，因为我们在银行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他不愿意致力于我所提议的国际拓展，结果导致贻误、错失了机会。我们的地盘被我们的主要对手花旗银行占领，而该银行在继续自己的强劲扩张、巩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真正的竞争应当瞄准花旗银行和美国的其他国际银行，而不应该出现在我和乔治之间。 　　新闻发布稿隐而不宣的是铁铮铮的现实：我和乔治都被赋予了否决对方举动的权力。乔治一直是个顶级专业人士，但在他的内心，他从来不接受我们两人签署的协议。我估计，他从来没有完全原谅我对他成为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权力的挑战。（注：知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被留下来，努力让这项安排奏效，但即便彼得也未能成功。他把这个任务看成是他最大的失败。） 82. “品位”撞击 　　“联合指挥”初期的一件事突出反应了我们本质上的“不相融性”，典型说明了我们在对待大部分事情上的态度。毫不奇怪的是，它涉及到银行的艺术品计划，以及我们在为我们的新总部添置家具饰物的新设计方面。 　　与大通曼哈顿广场一号大部分区域的现代装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用古董装饰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漂亮的18世纪英国曲线猎桌，墙上挂着相当传统的绘画。办公室的中央骄傲地站着雷明顿的紫铜奔马大雕塑。有了这些装饰，乔治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界朋友们就会感到很放心，觉得他没有被我在新大楼里为银行引进的“疯狂而时髦”的思想所腐化。 　　艺术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选择的一些艺术品让乔治实在忍无可忍。其中买进的一件雕塑是贾森塞利的作品：一些汽车保险杠焊在一起，形成一件7英尺长、7英尺高的浅浮雕，挂在大通广场一号车行道的红色马赛克墙面砖上，在我看来那个位置非常得体。 　　我们错在不该在吃午饭的时候安装。大通的一大群员工围上来观看安装过程。当他们意识到这件艺术品不过是“一堆保险杠”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抗议的骚动。有人给乔治打电话作了汇报。他愤慨之极，便发下话来，命令立刻拆除。我决定暂时不再坚持。 　　作为购买协议的一部分，该件艺术品应当进行为期1年的巡回展览，然后才为我们所有。因此，我决定个人先买下来，等到巡回展览结束后再作打算。1年以后，我再次与艺术委员会协商此事，他们都依然认为那是一件很优秀的作品，非常适合那个地点。我们等到一个周末的时候—周围没有人—再把它安装在原来的位置上。星期一上午，大家都来上班了。没有人发表意见；银行从我手里买回了那件雕塑，从此那件艺术品一直待在了那里。在整个那段时间里，我和乔治从来没有讨论过彼此有争议的艺术品问题。 　　内部分裂 　　“保险杠”事件充分体现了我和乔治的相处方式，常常是“迂回曲折”，一般都通过中间人。我们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 　　如果乔治取消了我作出的决定，而我觉得该决定事关重大，不能坐视不理，那么我就会亲自找上门，争取寻找解决办法。如果分歧过大，我们最后会表现得接近粗暴无礼。乔治会很鲁莽，摆出一副屈尊的架势，对我解释说我“显然不懂得”金融的基本知识。我无法否认他作为一名信贷官员的能力优势，但在有些问题上，我常常感觉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至少与他旗鼓相当。当我提醒他我们两人拥有平等的权力时，他会提醒我说协议赋予他在贷款决策和金融政策方面日常事务的决断权。我会反驳说，那件事包含长期政策方面的意义，因此也是我负责的领域。有时，这种循环过程会持续几个星期而没有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找到了折中方案，但偶尔我会告诉他说，我要将问题提交董事会。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乔治一般会屈服。 　　公平地说，我和乔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最明显的是银行的国内扩张问题—随着国家和州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放松了规范性限制，银行的这种发展成了可能。虽然我们避免了公开冲突，银行里的官员们都普遍意识到我们两人的意见不合，其结果是，当人们希望推行某种想法的时候，他们会从我们两人当中寻找他们认为比较同情该想法的人—这种非正式程序很快被称做“见风使舵”。我们的的确确产生了内部分裂，陷入了内部斗争，在如何向前发展问题上，甚至在走哪条“前进”道路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 　　我们的大部分分歧围绕着我们使银行走向国际的方式和程度问题。但是，全球经济变革显然支持我的观点。 83. 面对全新的国际环境 　　杰克麦克洛伊于1961年1月1日将一个健康发展的银行交给了我和乔治钱皮恩。在他担任董事长的8年里，银行的资产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0多亿美元；存款规模超过了80亿美元；贷款和按揭规模增长到了将近7 500万美元。大通成了纽约市首屈一指的商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美洲银行。但是，我看到了两大致命弱点—没有这些弱点，我们的地位将非常有利。 　　首先是我们的存款规模。我们没有跟上信贷需求的“爆炸性”增长速度，虽然我们另外有了曼哈顿银行大量的零售型存款，并在纽约市范围里—根据过时了的联邦规定，我们被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设立了许多新的分行。纽约州的金融规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松动开来，允许纽约市的商业银行在毗邻的郊区县韦斯特彻斯特和拿骚设置分支机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海外贷款的低水平。虽然大通在外国代理行业务方面保持了美国银行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但无论是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信贷方面，我们都不是“领先国际银行”。我认为，守旧派在维持国内借贷业务这个主导地位的决心，等于是默认自己要成为二流机构，而这一点，从长期的角度说，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作为一家独立银行的生存。 　　由于我坚持推行海外扩张的战略而乔治坚决反对，因此我们在银行的联合领导任期就成了漫长的、常常是不愉快的争夺工作重点的斗争。 84. 石油输出国组织 　　1973年9月22日，我和约瑟夫里德如约来到开罗，与萨达特总统见面。他不在开罗。我们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疗养地，一架埃及的空军飞机将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我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经要求与之会面，以便转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诉萨达特，他渴望摸索缓解美埃之间紧张关系的途径。 　　我们从亚历山大乘车向西，沿着旧海岸公路前往萨达特的宅邸。他宣称是为了躲避开罗的炎热而来享受地中海海岸的凉风的。我们在一个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一间小会见室。那位官员告诉我们，萨达特正在会见苏联大使。约一小时后，苏联大使从萨达特的办公室出来，简单地冲我们点点头，便匆忙离开了。 　　两年前，在我们过去惟一的一次会面中，萨达特对我非常冷淡。他无法抑制自己对以色列的仇恨、对美国的鄙夷和对亨利基辛格的蔑视。我准备好了迎接他更多的类似宣泄。但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似乎很平静、放松，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尽管如此，当我转达基辛格的口信时，他仿佛心不在焉。他毫无先兆地突然问道：“洛克菲勒先生，你会不会有兴趣在埃及给你的银行开设一个办事处？”这实在出乎意料。15年前，萨达特的前任纳赛尔不仅将所有的外国银行国有化，而且连埃及银行也不例外。而如今，他的接班人却在邀请大通银行成为这个国家允许回来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 　　我小心翼翼地作出了答复。我说，大通将有兴趣探讨这种可能性，但最后的决定必须根据细致的商务分析。我还提醒萨达特，大通与以色列银行有着长期的关系，而且我们是以色列国家债券的代理。“总统先生，”我说，“如果我们在特拉维夫开设了办事处，而同时又在开罗开设了办事处，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你能接受吗？”我作好了他暴跳如雷的准备，可是萨达特却神秘地一笑，说：“洛克菲勒先生，这都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我明白了萨达特的意思。 　　我们在全面考察了非洲之后回家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埃及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进攻，跨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了西奈沙漠。我立刻想到了与萨达特的会谈，以及他那神秘的讲话。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约瑟夫。约瑟夫说，亚历山大空军基地的柏油碎石路面上的许多战机也许应当让我们有所警惕。显然，那天下午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萨达特可能已经在准备这场进攻。 85. 早期预警信号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年轻人的音乐品位、男人的发型、女人裙子的长度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除了油价。廉价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仑的汽油，已经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特权”。这种太平盛世的日子在1973年12月结束了：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沙特阿拉伯轻原油的标价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元。 　　在1年时间里油价这种4倍的涨幅与供需法则没有什么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国与美国和欧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间关于谁从“租金”（即石油的开采、精炼和市场营销）中获益最丰的长期争执。无论其根源是什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它还大大提高了像大通这样的美国商业银行的作用—因这种价格攀升而产生了巨额“石油美元”的受托机构、石油输出国与面临史无前例的“流通危机”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金融中介。 　　我第一次产生油价必定猛涨的恐惧感是在1973年的9月，当时我在阿尔及利亚。我是在与萨达特会谈之前根据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尔及尔停留的：他希望讨论在1971年将法国权益国有化之后阿尔及利亚巨大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田的融资问题。 　　波米迪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为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已经浴血奋战了10多年，反对法国的倾向很严重，但显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仑。他的个头非常矮小，身上穿着一件黑披风，喜欢做出夸张的动作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起着带头作用，并不断要求提高原油的价格。尽管他有这样的名声，但我们非常愉快地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大通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结束了与波米迪安的会谈后，我在俯瞰着荧光耀眼的阿尔及尔湾的一家顶级法国餐馆出席了一个豪华午宴。丰盛鲜美的海鲜、美味惊人的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原本一顿美餐却被桀骜不驯的财政部长搅和得没了味：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诵了一大段对西方公司和银行的抱怨，然后宣称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保证原油价格将在年底前上涨到每桶10美元—上涨幅度超过300%。我早已为他的无礼激怒，对他的荒唐预测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预测演变成了事实。 86.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阿拉伯石油禁运 　　离开阿尔及尔，我接着赶赴与萨达特的会谈。在阿尔及尔和埃及的两次会谈向我提出了警告：中东即将爆发什么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1973年10月5日，当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也许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军队。虽然他在战争中失败了，他的大胆一搏却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收益。首先，他创造了与以色列平等谈判的条件。亨利基辛格意识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便开始了他的“穿梭外交”运动，并最终与埃及和叙利亚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又为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更加广泛的谈判打下了基础。虽然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到了卡特政府期间才得以签署，但其基础却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间辛辛苦苦建立的。 　　萨达特放手一搏的决定还有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结果：阿拉伯石油禁运。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军事胜利之后，美国为被包围的以色列军队再次提供了援助。此举进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对美国的浪潮，导致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同意沙特石油部长提出的建议，每个月减少石油产量5%，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以色列撤军至1967年战争之前的边境线后面—得以接受。 　　当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20日提议为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时，沙特阿拉伯—他们很快获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呼应—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国的石油运输。到了年底，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的预言成了事实。一种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那是一种“政治讹诈武器”—出笼了；在与以色列的政治斗争中，在与西方的经济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强。 　　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搅乱了西欧以及整个西半球的金融市场，破坏了国际贸易模式，将工业界推进了一个长期的衰退深渊。在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加剧了。到了70年代中期，“经济滞涨”和疯狂的通货膨胀，伴随着萧条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元气大伤，损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加油站前排着的汽车长龙，以及折磨着决策层的几近绝望无助的感觉。 　　虽然我们的日子艰苦难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脆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许多国家，在欠考虑的“进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价格较高而进行的调整程序几乎根本无法实现。 　　石油灾难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石油进口国家的金钱哗哗地流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口袋。1973~1977年期间，石油出口国家的收益增长了600%，达到1 400亿美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家。 　　最终，调整的过程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进步和寻找新的石油来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最理想状况下，也需要几年时间。世界金融系统面临的是首当其冲的危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将资本重新输送到石油消费国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则萧条和停滞可能会演变成爆发性的全球大衰退。 87. 回收石油美元 　　回收美元和维持全球贸易与金融体制的任务落在了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输出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赚取的巨额资金如何投资。对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来说，他们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们很愿意在回收程序中给予合作。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将其新产生的大部分巨额收入作为定期存款存进美国银行，或者购买美国国债。他们的谨慎政策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将资金回收给石油消费国家。 　　不那么保守的科威特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结果他们的资金储备以超过沙特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国王把自己新获得的石油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进行有计划的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多元化、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建设新的水电网络和国家教育系统的发展。 　　由于大通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银行保持着长期联系，因此，我们轻易地获得了该地区的资金。我们在欧洲货币市场的牢固地位—大量剩余资金通过该市场得到了回收—使得我们能够让资金避开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法规限制，对于防止资本市场的长期混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贷款给了外国企业和行业，虽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大部分资金贷给了主宰这些地区经济的国有企业。有时，我们直接贷款给各国政府，为他们的国际收支亏空提供资金。1974年年初，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意大利面临几十亿美元的账目亏损，在为购买石油而提供融资方面遇到了麻烦。在意大利银行举办的一次午餐过程中，该银行的行长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我必须说，我不习惯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同意发放如此规模的贷款，我们也不鼓励给政府贷款，除非这种贷款直接用于生产型投资。但在那种情况下，鉴于意大利局势的紧迫性以及大通与意大利银行的长期关系，我当场同意发放贷款。大通的迅速决策赢得了意大利的欢呼，而最重要的是，该贷款按期还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国际银行能够预先阻止许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统的瘫痪。可是各银行只能一时控制这个过程，更需要的是各国政府的协调行动，才能处理根本问题。但这种协调行动没有出现，而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问题依然存在。 88. 债务危机 　　虽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国贷款流向工业化世界和石油输出国家，但有1/3的贷款对象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截至1982年，大萧条的残余影响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影响引发了流动资金从许多这类国家大规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着是巴西，然后是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纷纷宣布延期偿付债务的利息，从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严重的威胁。 　　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蒙受了巨大损失。随着该过程的继续，由于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公司贷款，银行家们备受指责。由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寥寥无几，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数批评家在努力证明商业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时候，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该危机之后的突然性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带来的较长期后果。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艰难的预算削减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为未来生产力而产生大规模借款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更为容易、对抗性较弱的步骤。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些年里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我称之为英雄角色，但还不足以推迟受“惩罚”的时间。 89. 在中东的扩张 　　虽然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给大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我们作出的反应是制定了在中东和北非大举扩张的战略。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所有允许的地方设点，只要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合这种努力和开销。1970年，我们的区域网络只包含黎巴嫩的一个分行、巴林的一个代表处和迪拜的一家合营银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突尼斯又开设了一个代表处，在约旦的安曼开设了一个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布扎比成立了合营银行。 　　由于频繁出入该地区，我认识了那里的统治者和政界的高级官员，他们允许大通在当地开设金融机构。比如，在埃及，在萨达特要我们开设分行后不到4个月时间，我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90. 复杂的个人关系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松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大的一条石油管线，以及他口中的“规模够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设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断了我的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戴维，如果那天我们在谈话时我说漏了嘴，我就会不得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把我的打算告诉所有人。” 　　我们回到了金融话题。我告诉他，大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埃及国民银行一起成立一家合营企业，而不是开设一个业务范围比较有限的完全独资的分行。萨达特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的业务活动可能会给你在国内带来麻烦。以色列人在美国会饶不了你。”我暗示说，到目前为止，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以色列人对我们与埃及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肯定。结果，以色列人已经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祝福”。 　　1975年1月，我们与萨达特签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国民银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营协议。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开设了分支机构。 91. 复杂的银行业务关系 　　我自己以及大通与以色列的关系仍然是纷繁复杂。1975年1月，在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财政部长耶胡施瓦拉比诺维茨让我考虑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大通分行。这使我处于一个难堪境地，因为我正要与萨达特完成埃及大通国民银行的交易。尽管如此，我告诉财政部长，我们会考虑这个提议。 　　我再一次决定首先与萨达特商量一下。两天以后，我在开罗问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开 设一个分行，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他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会找麻烦，但他不会反对，并且会阻止将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单。但是，萨达特建议，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沙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将很有好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萨达特同意我的计划。 　　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实上，法赫德指出：“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萨达特知道而且同意这件事，我随着他。” 　　最后，我们的内部分析表明，我们在以色列当地无法产生足够的生意来说明大通有理由在那里开设分行。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曾经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我们的决定依据的完全是经济条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恼恨，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我立刻招来了以色列和纽约的犹太人社区的抨击。反诽谤联盟指责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两个政府机构“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播放了3期的重要评论，谴责美国公司—并特别点了大通的名—“屈服于最羞辱人格的敲诈。他们在用法律和原则来交换利润”。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生意往来，而且没有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那里设点，但大通却被单独挑出来评头论足。 92. 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 　　1976年，我与萨达特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我首先在1月份于开罗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动身访问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但是，1个星期以后，在我结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时，收到埃及大使的一个电话，说萨达特希望在我回纽约之前在埃及与我会面。由于我无法取消在以色列的会议，因此我传话给萨达特，说我无法见他，除非我能够从特拉维夫直飞开罗，不按照阿拉伯联盟抵制条件的规定在塞浦路斯经停。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萨达特同意作出让步：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登记飞行计划时注明去塞浦路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领空，我们将被允许改变航线前往开罗。 　　萨达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飞机把我从开罗接到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里。当我们在尼罗河谷狭窄的绿带上空飞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紧急地召唤我。几个星期之前，萨达特说他也即将走访海湾各国，我猜测他会不会是想跟我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萨达特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刚走进萨达特的办公室，他就请我当他的经济顾问。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虑获得朋友的咨询，而不是偶尔的非正式意见；实际上，他是要我担任埃及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正式金融顾问。我对他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指出，我作为大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很难担当他设想的那个角色。不过，我说我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并就此事进一步考虑之后再答复他。 　　在飞回纽约的途中，我与我在大通的同事们讨论了萨达特的提议。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接受该提议是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绝，则很容易得罪他。到飞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候选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运营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他对中东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埃及的关键性财政问题，是承担该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与他谈起了这个问题。几天之后，他就飞到开罗与萨达特见面，并同意无偿担任该项工作。 93. 愤懑与调和 　　我与萨达特之间将近10年的友善关系在1980的夏天戛然终止，起因是我的员工工作马虎。在我从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尔布彻对欧洲各国作了一次全面访问。这时，我收到了著名埃及银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说一些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投资商正在组建一个银行，准备在中东经营。他邀请大通在该银行占取5%的股份。该信息说，萨达特知道这个项目，而且还建议大通参加进来。由于我们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让我们的巴黎办事处分析一下该提议，并尽快告诉我他们的意见。巴黎办事处的结论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对新银行的管理基本或者完全没有控制权，建议予以谢绝。我和比尔布彻同意这种分析，便让里奇韦奈特—我们在欧洲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叙利亚的前任大使—与阿布沙迪联系，告知我们的决定。 　　尽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说明了萨达特的兴趣，但我并没有直接从他或者萨达特在重要事务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尔大使那里听到。回想起来，我应该跟戈勃尔核实一下，了解萨达特的兴趣程度，然后再作出决定。我事后发现，萨达特的确曾经建议大通参加进来，但对我们没有给他打电话就回绝了该提议，感到很不悦。6个月以后，我尝到了萨达特“龙颜大怒”的滋味。 　　1981年4月，我和比尔布彻作为我最后一次访问中东来到开罗。当我们试图预定约会的时候，萨达特莫名其妙地拒绝见我们。我的老朋友不愿意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他的国家的时候见我，这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联络了戈勃尔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他们告诉我，萨达特的回绝是大通决定不投资于阿布沙迪项目的直接结果。作为补救，我在还没有离开开罗的时候给萨达特寄去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 　　但是，同年8月，萨达特来美国正式访问。戈勃尔大使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为萨达特举办的特别晚宴。我欣然接受，并把该邀请看成是一个希望的迹象，尽管我和他只有机会打了个照面。第二天，萨达特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上讲话，我给他作了介绍。事后，他邀请我坐他的车回埃及使团。我们在那里私下谈论起阿布沙迪事件，达到了冰释前嫌的目的。 　　数年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曾经给萨达特当过几年外交部长。令我感到宽慰的是，为萨达特不太宽厚胸怀所窘的，我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加利说，萨达特常常为一些小事情而暴怒，有时会接连几个星期不理睬自己最亲密的同僚。他说，事实上，他也遇到过这种事。 　　我与萨达特的调和正是时候。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们的纽约谈话刚刚过去两个月、他发动赎罪日战争正好8周年的时候，萨达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义军官暗杀。我和全世界一起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 94.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哈桑王储 　　与我建立起亲密关系、其勇气令我十分钦佩的另一位中东领导人是约旦国王侯赛因。像他们那样经受考验的世界领导人寥寥无几。他幸免于无数次暗杀企图，有好几次自己亲自与杀手搏斗过，并经历了该地区许多次巨大的政治风暴。他的祖先是麦加哈希姆君主—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著名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并肩作战，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1952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在他的祖父阿卜杜拉被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谋杀、他父亲塔拉尔被废黜以后，他登上了约旦国王的王位。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侯赛因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为了阿以之间全面解决争端而作出让步的意愿。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是美国的好朋友。 　　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儿佩吉陪同下为大通作全球旅行期间，在约旦曾短暂停留，以便见见这位国王。安曼还是一个军营，而国王已经将自己的总部迁移到了乡下。我把妻子和女儿都留在大通的飞机上，与我的大通同事们一起驱车去见侯赛因。当我告诉他她们都留在了机场上时，他抱歉没有邀请她们一起吃午饭。作为补偿，侯赛因亲自与我们一起坐他的直升飞机飞回安曼。他走上飞机问候了她们，并在离开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的女儿！ 　　大约在同时，我与哈桑王储成了好朋友—国王已经将经济开发和鼓励外国投资的职责下放给了他。哈桑带我坐车、坐直升飞机分别参观了他提倡的几个项目。我们还一起参观了神秘的纳巴泰和彼得的希腊-罗马遗迹。 　　哈桑相信，约旦的未来取决于更大程度地向外国公司和银行敞开大门，而这一点是政府官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当大通在安曼开设分行的打算被约旦银行的行长回绝时，哈桑进行了干预，改变了这一决定。1976年，我在访问了哈桑王储的家以后，与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从约旦越过艾伦比大桥，这样便避免了那永远令人烦恼的取道塞浦路斯的走法。哈桑坚持要亲自驾机把我送到那里。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后我提着自己的包走过大桥，那里有我的以色列主人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飞行员”为何许人也，虽然他对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这个事实并不介意。 　　我与侯赛因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他于2000年去世。我同时维系着与哈桑王储的友情。他们两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为该地区所发生的变化起到了不为人知但却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确保了约旦—尽管面积不大—继续成为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95. 酋长、苏丹王和萨达姆 　　我与萨达特总统和侯赛因国王的友谊关系，以及我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广泛联系，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些关系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种层次的关系，以便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石油输出国组织导致的油价上涨体现了这个地区盛产石油国家—无论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以及分散在波斯湾南部沿岸的小酋长国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决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能源储藏构成了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湾沿岸的9个国家。1971年年底，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军事力量的决定，结束了他们一个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特鲁西尔沿岸阿拉伯小酋长国和苏丹统治的领土的政治指导者和军事保护者的历史，造成了一个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带，而美国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它依赖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后来的埃及这样的地区强权来担负维持地区和平的重担—忽略了小政权的重要性。 96. 科威特的加巴尔酋长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一个领先成员国，已经由阿尔萨巴家族统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关系是加巴尔酋长。我第一次见到加巴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后不久。作为科威特的财政部长，他参加了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年会结束后在波坎蒂克为世界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后来，加巴尔带着他在美国学习的儿子参观了哈德孙松屋。在那里，他的儿子骑了骑我们的纯种阿拉伯牡马艾尔阿萨德。 　　加巴尔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上了总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尔（科威特是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我在出访中东的旅行中经常与他见面。在一次访问中，我送给了他美国抽象派画家弗里茨格拉纳的一小幅画作。这对于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礼物；但是，我很清楚，描绘自然—比如动物、植物或人类—的艺术品是有违伊斯兰法规的。加巴尔似乎由衷地喜欢那幅画。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心满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经把它挂在了自己家中显著的位置。（注：有一次，我试图把我哥哥内尔森的一份艺术目录带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朋友。一位海关官员没收了那本册子，因为册子里有马蒂斯画的一个裸体女性。我不得不请沙特阿拉伯的财政部长干预，以便给那本册子“放行”。） 　　加巴尔是个内向的人，他明白伴随着他的国家突然取得的财富，将是一场重大的变化，而他却非常巧妙地引导国家度过了这种社会和政治转折。显然，他还运用同样的能力在履行自己更加传统的职责。酋长有权力与来自传统村庄的年轻未婚女子过夜，并因此常常生儿育女。被他选中的女子据说视之为一种莫大的荣耀。 　　多年来，我与加巴尔酋长的友情帮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协议，允许我们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业银行。然而，我们刚刚成功地将银行扭亏为盈，科威特方面就终止了合同，不希望我们分享银行日渐上升的利润。这个结果令人深感失望。我们曾经希望，大通经理人员的强劲表现能够说服当局允许我们扩大我们的业务。该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虽然我们保持了与他们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富豪之间牢固的受托关系，但却没有能够说服科威特人把我们当做他们的投资顾问，或让我们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谈判家，在海湾地区的名声是敏感易怒、刻板固执。因而，我们的业务似乎取决于具体某天某财政部长或萨巴家族的某成员心情如何。我们与科威特多年的财政部长阿卜杜尔拉奇曼阿蒂奇的关系就非常典型。虽然他正直、诚恳、受人尊敬，但他对西方银行家却是疑心重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脸、斤斤计较。有一天，我赶到科威特的财政部，去参加一个因琐事而举行的恼人的会议，却被堵在了通往他办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电梯里。我们终于出现的时候，我说：“部长先生，我看连你的电梯都在找我们的麻烦，以表达你的恼怒。”虽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认真的。 97. 巴林和贝鲁特 　　与科威特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与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陆外的一群荒芜小岛，是1932年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地方，从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萨阿尔哈利法酋长的家族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统治着巴林。20世纪7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下取得全面独立之后，伊萨酋长精明地运用自己有限而稳定的石油收入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他还鼓励开发“国外”银行业务、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在黎巴嫩苦于长年内战和20世纪70年代不断升级的巴勒斯坦危机的时候，巴林取代了贝鲁特的位置，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 　　贝鲁特是大通多年来在中东业务的重点。该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兴旺发达，我们的分行也业务兴隆，虽然它从来没能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更大范围的地区业务。我们逐渐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把贝鲁特看成是躲避古兰经约束的一个胜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化的商务领域。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马龙派基督教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开始瓦解，在强悍的哈菲兹艾尔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人更加直接地干预黎巴嫩的内政。此外，被赶出约旦圣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里开始运作，招致了以色列的报复。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一种混乱局面。 　　我最后一次访问贝鲁特是1977年的3月，当时短暂的战斗间隙让我们的分行重新开张了。我希望向我的员工们保证，我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关心他们的安康。在贝鲁特机场，银行的飞机被迫滑行到远离空港的地方。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坐着装甲车来接我们，并护送我们进入市区。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和周围山上的炮火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残垣断壁。我向来下榻的乔治王饭店已经完全被毁。当我进入大通分行的时候，士兵们在我周围排成了一个密集队型。我见了员工之后，分行的经理送给我一块带有俄国标记的炮弹壳—那颗炮弹就在大楼门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所见过的德国的模样。寸土不让的宗教和政治狂人们给贝鲁特带来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坏，构成了后二战时期最大的人为悲剧之一。 　　巴林—我们于1971年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行—正好利用贝鲁特挣扎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我第一次见到伊萨酋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刚刚成为埃米尔后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的个子，却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礼方面以出手大方而闻名。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纹宝剑，剑鞘上镶嵌着珍珠；如今，它已经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巴林时，酋长中断了一个内阁会议，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个部长—其中许多是他的亲戚—介绍给我。那次，他给了我一块漂亮的劳力士手表。他那敏锐的领导才能使得他的小国家在其强大的邻国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7个盛产石油的小酋长国组成，分散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之间的波斯湾沿岸，1971年随着英国从海湾撤出而成立了联邦。其中的两个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和迪拜—从一开始就垄断了阿联酋的事务。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扎比的时候，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屋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泽地上，波斯湾凛冽的海风给空气中撒满了沙土。没有铺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羊群。一个世纪前英国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这幅枯燥无味的画面上显得十分醒目。由于没有更加合适的建筑，这座城堡就成了以游牧为主的政府的所在地。 　　首脑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间按照传统的游牧格调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我们坐在沿着墙壁的坐垫上，喝着从长嘴咖啡壶里倒出来的浓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们的主人身穿高级阿拉伯长袍，皮带上挂着一把大匕首，周围是类似装束的人们。他彬彬有礼，通过一个翻译与我们交谈，但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骑马，而不是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讨论金融事务，他会感觉更加舒服些。 　　两年后，我第二次访问时，石油收入已经开始改变阿布扎比。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统代替了土路。阿布扎比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遥远的过去的遗迹。像沙特阿拉伯一样，所有的石油收入—当时已经达到每年数十亿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长的国库。 　　酋长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坚毅的脸庞、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不会说英语，但总是控制着谈话。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装饰得很朴素，极像是一座游牧帐篷—丝毫没有当时在沙特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华宫殿的痕迹。扎耶德酋长的习惯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时白天的热浪已经褪尽。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还用小玻璃杯装的热乎乎的骆驼奶招待我们。我觉得骆驼奶味道甘甜可口，但并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一样，扎耶德酷爱狩猎。在我的一次访问期间，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巴基斯坦狩猎回来，他的宝贝猎鹰—每只身价高达10万美元—抓到了几只鸨。鸨比我们的野火鸡略小，也十分机灵，很难捕捉，因此扎耶德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是得意。他问我是否品尝过鸨，当我的回答为否定时，他坚持让我带走几只。我解释说，我们正在进行长途商务旅行，没有办法储存鸨。他问我离开阿布扎比后去见谁，当我告诉他是巴林的伊萨酋长时，他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伊萨酋长的厨师在做鸨方面尤其拿手。 　　就这样，我们带着鸨到了巴林。酋长立刻把那几只鸨送到了他的厨师那里。由于伊萨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当天晚上的宴会，而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去也门，因此我们无法在巴林吃鸨。于是，第二天早上，一只野餐篮子—实际上是两个人抬着的大篮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飞机。我们装好篮子，飞往也门。在也门着陆后，我们驱车越过几座山，然后停下来享用鸨以及伊萨酋长塞进大篮子里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当时鸨肉已经凉了，很难咀嚼。尽管如此，我们深感那次的经历津津有味：扎耶德酋长的猎鹰捕捉的中亚鸨在巴林烹制后，由满满一车子饥肠辘辘的大通银行家在也门的山坡上享用！ 　　扎耶德酋长喜欢沙漠，喜欢猎鹰捕食，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着他自己国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确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信贷与商务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的丑闻。80年代期间，他提供了10亿多美元来支撑该机构，而法庭的裁决要求酋长及其几个亲密下属另外支付18亿美元来补偿BCCI的股东们。 　　在发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过我们在巴林的新投资银行机构—该业务的负责人是伊拉克血统的官员，名叫尼米尔柯达尔—曾与他密切合作。尼米尔是一位出色的信贷官员，他对该地区的了解在推动我们在整个海湾地区业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与酋长会谈之前，尼米尔建议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扎比投资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务的问题。我在会谈时请酋长“允许我们有机会作为投资署的顾问为你效力”。不久以后，尼米尔便获准通过大通来管理投资署价值两亿美元的资产。 　　20世纪70年代期间，大通在波斯湾的势力大幅度增强，最终我们的员工人数达到了200名。大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一个佐证是，大通挑头为卡塔尔4个工业项目融资—《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称之为“1977年交易之最”。 99. 阿曼苏丹王卡布斯 　　位于波斯湾口—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原油供给必须从这里通过—横跨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在许多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阿尔布赛德家族控制了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并将自己的沿海王国向南扩展到东非海岸外的桑给巴尔。在19世纪，英国保护该统治家族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和来自内陆的游牧部落强人的攻击，并与苏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撤出为美国进入阿曼创造了一个良机。但是，当我于1974年1月第一次来到马斯喀特时，发现美国没有派遣常驻外交人员。国务院似乎没有意识到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回国以后，我将这些情况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我告诉他，尽管英国继续保持着经济影响力，但统治者在寻求与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当时，亨利一心扑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没过几个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联酋大使。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正忙于镇压西部省份佐法尔的动乱。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伊朗国王为苏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参加战斗。我们飞到佐法尔的首府撒拉拉赫与苏丹王会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击手和高射炮，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贴着水面低空飞行，以避免受到攻击。苏丹王对我们为了见他而冒险旅行非常感动，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会面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他父亲是个相当难缠的人物，将自己的儿子软禁了整整6年时间。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见到他时，他才34岁。他是个英俊得出奇的人，长得威风凛凛，留着满脸的黑胡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头上总是戴着艳丽的包头巾。在后来的数年里，我们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79年1月，我在拜访苏丹王的时候，收到了我哥哥内尔森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消息。苏丹王提出用他的飞机送我回家。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通飞机，便谢绝了他的慷慨。 100. 也门的奎特聚会 　　截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东，我没有访问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是也门—《圣经》中士巴王国的所在地、著名“乳香之路”的起点。1977年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北方传统的部落武装与控制着南方的极端分子武装正在交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没有什么石油，但却具有可观的经济潜力，因为有几十万也门人在波斯湾的油田工作，每个月都寄回几百万美元。我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齐兹阿卜杜尔甘尼首相询问大通能不能与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我们到达后得知，阿卜杜尔甘尼与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塞纳以外大约20英里的家里。他留下话说，我们都被邀请去他家。 　　我们到达时，发现只有男人在场。他们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垫、地毯上面，听着阿拉伯音乐。偶尔会有一对男子起来一起跳舞。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其他家具。首相没有打断聚会，但热情地让我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是，聚会中最不同寻常的内容是提供的点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酒精是被禁止的。在也门，最有刺激的东西是奎特（qat）。那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据说能产生幻觉效果。这种植物的叶子在嘴里咀嚼后，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压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时间足够长，就能导致一种愉悦的感觉。我们参加过一个奎特聚会，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给了我几片让我嚼。我照办了。叶子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没有什么幻觉的体会。多年来长期饮用不掺东西的马提尼酒，可能已经让我麻木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首相邀请我跳舞，这是了解潜在客户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会谈过去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首相却死于令人恐怖的事件中。来自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使者”带着总统的一个礼物来拜访他。那个礼物其实是颗炸弹。使者一走进首相的办公室就引爆了炸弹。两人当即被一起炸死。 101. 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世界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情愿将自己的人民推入长年的战争和难以置信的贫困之中，以便确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 　　虽然大通与伊拉克没有什么直接的生意往来，但我们与他们的中央银行保持了许多年的代理关系。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这种代理关系就成了两国之间仅有的联系之一。为了寻找将伊拉克纳入中东和平进程的途径，亨利基辛格请我在访问这个地区时尝试着与伊拉克领导人建立关系。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通过该中央银行的总裁获得了允许进入巴格达的签证，以便讨论银行事宜。我还预约了外交部长萨东哈马迪。哈马迪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的态度从我踏进他的办公室开始就一直是一种敌视。当我告诉他，我是应亨利基辛格的要求来向萨达姆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铁腕人物—转达一个口信时，这种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哈马迪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见你。”我答复说：“我要在巴格达待24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见他。”哈马迪坚持说：“会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交给我。”“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说，“我的口信只能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人听，我没有权力转达给任何其他人。”当哈马迪一再强调不可能会面时，我说：“我要在这里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烦请你转告萨达姆，我有国务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见我的话，我将十分高兴与他会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动身去参加中央银行举行的宴会时，得到通知说侯赛因将于晚上9点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我被指示单独前往。 　　我被用车送到底格里斯河边的议会大楼。大楼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气氛，在步行通过无边无际的黑漆漆的走廊、经过全副武装的哨兵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我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大楼深处一间光秃秃、没有窗户的小屋子。侯赛因礼节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坚毅的脸上没有笑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留着他那标志性胡子。 　　我们通过翻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但几天以后，会谈的内容便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贝鲁特的报纸An Nahar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达姆希望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见诸报端。 　　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觉得伊拉克和美国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这是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的，国务卿希望找到对话的渠道。我问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 　　萨达姆用手指着我刚刚进来的房门说：“如果满足了两个条件，大门也许会开一条缝。”他说，首先，美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武器，并开始“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美国必须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条件，即伊朗承诺不使用这些武器对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萨达姆强调说，只要伊朗国王继续向起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输送武器，他就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回到美国之后，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萨达姆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个条件是美国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几个月之后，随着伊拉克和伊朗重归于好，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军事援助的确停止了。几年以后，美伊关系得到了重大改善。 　　萨达姆似乎是个根本没有幽默感的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立场坚定，但对我并不敌视。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历史连续性、阿联酋的原则和金融头脑、萨达姆侯赛因的险恶狡诈、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气、侯赛因国王和萨达特的荣耀和英雄行为—我思索自己在这个混乱复杂、风云莫测的地区里的经历时，所有这一切都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后来卷入为被流放的伊朗国王寻找避难地的工作时，我才明白什么是“世事无常”。 　　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在他们自己的真实企图方面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不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说的话就不会印刷出来。 102. 一个美国王朝 　　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个美国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书出版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部畅销书。 　　该书的作者是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两人从前是极端主义杂志《堡垒》（Ramparts）的编辑。这本书从左派理论和反正统文化的角度对我的家族进行了诋毁。（当代政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尔和霍罗威茨作为左派作家，通过撰写有关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著述来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因此赚取了个人名声和大笔钱财。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内右派的“宠儿”。霍罗威茨是洛杉矶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该机构的大量资金来自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动家。） 　　该书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调查之后，根据令人怀疑的信息来源，将事实和杜撰（后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将我们描绘成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化身、当代美国和全球社会弊端的根源。虽然该书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早期左派或右派“狗仔”们也不曾攻击过的我们家族的头三代人，但是，书中关于“我们的子女们”—我的孩子们、侄女和侄子等—的章节相当煽情，对我来说很是头疼。 　　两个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现，与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们”会面。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地诉说他们不再迷恋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个机构、疏远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时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他们的采访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集中描述我们家族里年轻一代人的个人生活和斗争，包括我自己的5个孩子。科利尔和霍罗威茨描绘的画面表现的是一群郁郁寡欢、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许多还为极端主义社会事业和思潮所吸引，急于摆脱冷酷无情的“反革命”家长。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在他们自己的真实企图方面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不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说的话就不会印刷出来。他们说，他们说的话被故意篡改，以便适合作者们自己的思维框架，而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并非全是谎言，这使得我和佩吉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在1976年问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而那些在学生期间曾经积极参与极端主义政治活动的人，也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尽管与越南战争和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分歧和严重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比较平静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我们至少还抱有一些共同的愿望：创建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这种认识花了很长时间才被理解，可是，一旦达到了这种理解，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同的、相互更加尊敬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然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两代人的关系经历了10年的对抗，而不是礼让。 103. 为人父母的艰难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阿比和佩吉—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业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个孩子对那些年风云多变的政治参与却少得多。我们是根据同样的道德准则抚养所有孩子的，依据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条。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诧异，每个孩子对家庭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应。 　　我毫不怀疑，在他们早年正在成型的那些年里，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这一点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关键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内瓦，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在他们身边。佩吉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尽她的能力给予他们爱和指导，而他们也吸取了她对大自然和音乐的热情，以及她拥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常常离家出差。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应得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Chapin）和布里尔利（Brearley），男孩们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们获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础，尽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时候可以在“娱乐房”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还带他们周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反应良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充满乐趣的经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系培养了他们的诸多兴趣—语言、艺术、自然世界，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 　　1952年，父亲设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销的信托基金，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了未来经济保障。在设立这种基金的时候，父亲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设立信托基金的模式—该基金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在设立1952年信托基金之前，父亲问过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结构。 　　我和佩吉决定，我们的每个孩子应当获取一般性年度收入—从21岁开始5 000美元—然后逐年增加，直至他们30岁。到那个时候，他们每人应当获取自己的信托基金所赚取的所有收益。我们还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到了21岁以后，每人都可以提取高达50%的信托本金。我们感觉，这些收入和父亲的慷慨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独立的成人生活，并能够自己确定如何最佳分配他们自己的资源。 104. 紧张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孩子们开始离开家前往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一种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决定、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建立他们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其传统、关联性和责任—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作为家族的一员所代表的东西—感到不安。我们的两个女儿选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他们如今已经认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认识到这个名字还有一些优势！ 105. 小戴维 　　我们最大的孩子戴维第一个离开家，准备在新罕布什尔的菲利普艾斯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上大学。戴夫（戴维的昵称）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也从来没有跟他的父亲或母亲特别亲近或开诚布公过。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学习似乎扩大了我们之间这种沟通隔阂。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种游离漂浮，而不是直接对抗。 　　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少为人父的才能，因为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建立联系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儿童广场—华盛顿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股票给了戴夫。该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楼完工、债务还清之后大幅度升值。我觉得这个礼物是将一大笔财务资源传给我长子的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该项目本身的细节会让他感兴趣，并成为能够将我们两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径。虽然我的礼物在经济上让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对了解这个项目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甚至没兴趣与我进行讨论。当我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不相信将我们两人拉到一起竟然是这个礼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识到，鉴于戴夫当时对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现实的，但我的意愿却是真诚的、充满希望的。 　　1965年，戴夫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然后才回到美国，并于1968年结婚。他决定留在波士顿地区，追寻自己对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回纽约从事商务或法律事业。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工作了几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公共电台的董事会上分别任职，并主持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重要的艺术教育论坛。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拒绝自己家庭对共和党支持的传统。他喜欢的政治是更多地强调环境保护、确保所有公民的民权、结束在越南的战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帮助赞助了“坚决反正统的”波士顿周刊《真实报道》（The Real Paper）：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后来的州长威廉韦尔德和后来成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产开发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若干年以后，我成了莫氏波士顿地产公司（Mort誷 in Boston Properties）—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个商务伙伴。］虽然与戴夫的个人关系已经非常愉快，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与我保持距离。然而，从那以后，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鼎盛时期：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106. 阿比 　　阿比是我们的几个孩子当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从她还是个孩子时，阿比就很霸道，对她所遭遇的大多数事情都会作出很激烈的反应。当佩吉决定停止母乳喂养的时候，阿比决定立刻转向奶瓶，让她母亲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但她历来跟她的父母一样热爱大自然。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她就热中于看鸟，并且能够逼真地模仿鸟儿的歌声，而鸟儿对她的模仿声也会作出回应。 　　阿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她的母亲非常亲密。她们彼此都欣赏对方的独立性和反传统的意愿。但是，她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因此，尽管彼此欣赏，但却经常激烈争吵。阿比不喜欢学校的正规性，但喜欢音乐，喜欢充满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以开发自己的才华。她还遇到了一些教师，他们鼓励她进一步疏远“不平等的美国生活”。她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狂热地崇拜卡斯特罗，并短期加入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加强其在越南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战机构—包括《堡垒》杂志—的经济后援，并在波士顿担任阻止入伍顾问。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权主义运动。1967年，她发誓永远不再穿裙子，以抗议妇女在社会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纽约》杂志在报道“第16支部”（那是她在剑桥加入的妇女解放组织）时，突出报道了她。阿比被描写为“性隔离主义者”，并引用了她的话：“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一种谈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那些年里，只要她一回家，就会跟我们激烈争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家族继续助纣为虐的问题。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在愤怒的争吵中结束。 　　20世纪70年代早期，阿比的兴趣开始转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上。最叫人吃惊的是，尽管她鄙视私有企业体制，自己却成立了一家公司，生产、销售一种瑞士设计的混合梳妆用具，并于1974年初开始小批量投入生产。我和佩吉对阿比的商业兴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对她执著的追求方式丝毫不觉得吃惊。 　　尽管阿比反叛性很强，对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都愤然拒绝，但我相信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没有忘记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寻飞虫、甲壳虫时度过的时光。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70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我们与阿比的关系至少是十分紧张的。 　　即便在她的表现最令人恼怒的时候，她母亲总是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了什么事，阿比永远会在身边。”果然，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阿比总是给予我她全部的爱和支持。 107. 内瓦 　　内瓦只比阿比小13个月。小时候，她们两人同住一屋，形影不离，虽然她们各自的个性很不相同。阿比是个霸道、强劲的领导人；而内瓦比较被动，但却极其聪明，酷爱读书。她常常能够智胜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羡慕内瓦读书迅速、在校学习好的能力。 　　很不幸的是，内瓦的外祖母—内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从来都不掩藏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希望内瓦是个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显宠爱阿比—对她们来说阿比永远都是对的，同时忽略、轻视内瓦。这让内瓦很伤心，对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时期，内瓦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却情愿躲开我和佩吉。1962年，她从康科德学院毕业，然后进了拉德克利夫。虽然阿比住在不远的剑桥，她们两人却吵了嘴，很少来往。因此，虽然内瓦跟阿比一样关心环境、民权和其他社会问题，但她个人从来没有卷入过极端组织。内瓦于1966年毕业，正好在全国性校园学生运动最激烈阶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哈佛的教授，几年后就为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外孙及外孙女。 　　一直都属于知识型的内瓦迷上了网格球顶的发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见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列宁格勒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见到赫鲁晓夫的那次旅行。让内瓦尤其着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动人心的科技体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会应用领域。因而，她与他保持了数年的联系。结果，内瓦走了我的路，攻读经济学博士。她的专业是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内瓦还跟我一样，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大学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锡尔港，她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替了她母亲的位置，成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Garden）的经理。 108. 佩吉 　　佩吉于1965年秋天进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学期间正好是学生抗议活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最激烈的那些年。虽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积极支持几家反战机构，但佩吉自己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促使她怀疑使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而同时数百万人却陷入一穷二白—的体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辞激烈的告诫影响了佩吉对许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了贫困的本质。我们的朋友伊斯雷尔和林纳克拉宾在佩吉进入大学前的那个夏天邀请她到里约热内卢的家里做客。佩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前提是她在里约热内卢期间可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佩吉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她发现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后来的两个夏天回到了那里。她的葡萄牙语变得十分流利，并在她的最后一个夏天搬进巴西的一个棚户区家里一起住。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务路过里约热内卢。佩吉邀请我跟她以及棚户区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顿饭。佩吉已经与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 　　佩吉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贫困感到震惊，对阻止发生有意义变化的政治和经济障碍感到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1969年，她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段时期，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STEP项目（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的策略及措施，由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中担任联合主任，帮助马萨诸塞州阿林顿高中的贫困危险青年。 　　佩吉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无法将我和她的家庭与她心目中错误的东西区分开来。有几年时间，她疏远了我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已经一起在纽约开展了许多项目，并一起在世界各地游览。 109. 理查德 　　当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艾琳—进入大学（理查德在哈佛、艾琳在米德尔伯里）的时候，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仍然波涛汹涌。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参与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姐姐们的任何极端主义运动。 　　理查德为越南战争而忧心，但他在大学期间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由于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样情绪激动，因此我们两人能够更加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当时，由于我有了与其他几个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与大学生接触得更加广泛了，因此我能够不那么情绪化地与他相处。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问题，要想证明我有理由坚决支持一场可能会最终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虽然双方都有许多人坚信有办法解决。越南战争涉及到复杂而矛盾的地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难题。 　　我和迪克深刻讨论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问题。我心存感激的是，他愿意听我的观点，尽管他显然更加同情他姐姐们的极端认识。我还从迪克那里大量了解到了由于我们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产生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从哈佛毕业，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琢磨着“自己这辈子做些什么”。他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口服务。在工作当中，迪克爱上了飞行，并尽快取得了飞行执照。他还参加了哈佛教育学院的课程，然后决定从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然后在缅因州波特兰成功地开展家庭医疗服务。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业为中心，为自己确定了一条井然有序、目的明确的人生道路。最近，他一直在积极帮助永久性保护美国东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还在运用电脑科技来建立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合伙关系、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工作。理查德是个聪颖、热情、投入的人，是我们家庭中一股稳定的影响力。 110. 艾琳 　　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次上—自行消失了。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恼恨。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紧张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之后，有一个疏远的阶段—回国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Collaborativ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促进全国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 111. 越南悲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期间，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遏制”前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抵制前苏联对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战争”的坚持不懈的支持。保卫越南南方的行为符合这种大范围的全球遏制战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支持下征服了整个越南，那么，其他“多米诺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接连坍塌的命运将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我以及我所认识、尊敬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访问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胜利。我到西贡开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美军统帅威廉C韦斯特摩兰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他打败敌人的战略。韦斯特摩兰相信，如果我们准备投入足够的战斗部队并“保持航向”，那么美国就有能力赢得战争。 　　韦斯特摩兰最大的担忧是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会阻止我们将战争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愤慨的是《纽约时报》的正式立场—他感觉该立场破坏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也为这些重要评论而担忧。评论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负责人约翰奥克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里奇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回到纽约后，与他取得了联系，建议他去越南见一见韦斯特摩兰。约翰的确去了西贡，但是他坚信我们应当尽快与胡志明谈判一个解决方案后回国，因此无论韦斯特摩兰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的固有观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样。我非常担心有那么多年轻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骄傲感。令我感到悲伤的是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动产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进攻战之后，显然韦斯特摩兰的大举军事干预战略已经失效，而国内远离战争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谈判出最能够接受的条件撤军。我们国家的社会机制和凝聚力已经遭受了太大的破坏，无法继续抑制这种冲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样，当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时，认为那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可怕的悲剧。 112. 在哈佛的对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学校园—我在那里的出现常常导致人们的抗议。有一次，当校方当局拒绝为我提供象征性保安之外的安排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实质性阻遏，我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演。 　　我遇到的抗议者们指控我应当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负责—从越南战争到机构种族主义，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到我和我的家族送给哈佛神学院的一件礼物。 　　1962年，我被推选为哈佛大学监事会第二任为期6年的委员。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后两年的任期里担任该监事会的总裁。在那些年里，我与哈佛大学校长内森M普西十分合作。 　　1967年春天的神学院事件开始得很无辜。当时，一位监事、神学院访问委员会主席请我为学院捐献。哈佛当时正在开展一次两亿美元的资金募集运动，其中神学院正争取筹集700万美元来建设一座新宿舍楼和就餐设施，并提供各类奖学金。他问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为一座新楼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然后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楼。 　　鉴于父亲一直积极支持内森普西为恢复神学院的从前地位—即基督教神学培训中心—方面而做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励全家与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资金。我和我后母马莎各捐献75万美元，剩余的由我的哥哥们和两个家族基金会提供。 　　内森普西和神学院院长为我们的捐献欣喜若狂。爱德华拉腊比巴恩斯被挑选为建筑师，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项目于1969年秋季破土动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长不得不请来剑桥警方，以应付大学大厅里的军校学生示威者。他的行动导致了学生罢课，结果校园关闭。虽然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上课，校园的混乱局势还在继续。洛克菲勒大厅的计划成了学生们的普遍借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区扩张、重组学校的管理结构、废除所有国防合约、从校园中清除后备军官训练队，并抛弃投资组合中继续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 　　神学院的一小群学生要求要么拒绝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献的资金，要么将该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为剑桥区低收入人口建设住宅。他们讥讽说，洛克菲勒的钱“有铜臭味”，该家族是在试图用捐献来换取尊严。虽然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神学院大部分师生的拒绝，但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却拥有足够的力量坚持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纽约来找我，向我阐述他们对洛克菲勒大厅的态度。 　　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于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毕业典礼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与他们见面。代表团中有些人的确担心神学院的未来方向，琢磨着指定用于大楼建设的资金也许可以用于对社会更加负责的目的。但是，他们中有两人的立场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从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钱就是哈佛在道义上的让步。他们当中的一个宗教专业的大学生清高自负地谴责我父亲是个伪君子，“丝毫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钱的目的只是为了洗涤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简直说不出话来。我想像不出父亲一生中有任何时候，其行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驱使和左右、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关怀的。这对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厌恶至深的一次遭遇。 　　那天夜里，我前往剑桥，参加我们女儿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毕业典礼，并接受哈佛大学的一个荣誉学位—参加该活动的还有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以及劳工领袖玛丽安娜和沃尔特鲁瑟。 　　我听闻民主社会学生社（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曾经威胁说，除非他们被允许发言，否则他们就要破坏毕业典礼。内森觉得有必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当我被召唤上前接受我的荣誉学位时，一名年轻的SDS代表手里拿着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们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维洛克菲勒需要后备军官训练队保护他的王国，包括他的钱在维持的种族主义的南非……哈佛被富人用来打击穷人……在毕业典礼的每一分钟里，哈佛都在继续打击人民，包括我们这些学生。看看哈佛对军官的训练，看看哈佛的种族主义，看看哈佛的扩张，这个典礼就是一种暴行……我们作为学生的利益并不在于同这些罪犯、这些普西们、这些贝内特们、这些洛克菲勒们共欢乐！” 　　当然，我没有机会对他的辱骂作出反应。我一脸严峻地站在那里，而一小群参加活动的人们在欢呼、鼓掌。虽然那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很不愉快，但我感觉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一小伙极端分子—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礼仪、不在乎言论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则—玷污了一所伟大的大学里的一次庄严肃穆的活动。 　　最后，抗议声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厅如今骄傲地矗立在哈佛的校园里。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是个痛苦的时期，充满了愤怒的抗议示威和家庭的叛离冲突。 113. 完美结局 　　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逝，它所带来的叛逆情绪也大部分云飞雾散了。我们的孩子们成熟起来，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摩擦和误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现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庆祝我们结婚40周年。令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前几个星期，孩子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望我们，并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由我们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他们支付费用。 　　我们选择了怀俄明州杰克逊洞穴的JY大牧场—我和佩吉就是在那里度蜜月的。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没有人说过一句粗暴无礼的话。我们享受着大蒂顿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团聚了。我们团聚一个星期之后，“乌云”被驱散了。从那以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加强了我们的家庭纽带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依赖彼此的爱和支持，无论是快乐的时候，还是在艰难的日子里。 114. 手足冲突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冲突范围扩大，已经远远不止是我自己的孩子们。 　　1973年2月，温斯罗普死于癌症，而巴布斯也于1976年5月被癌症夺去生命。随着他们的去世，我和我的3个哥哥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和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产生了争执。我们之间在这些家族机构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和意见不和受到了该期间“侄子侄女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叛逆型斗争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家族本身的团结和延续性。 　　我们兄弟几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摩擦，然而家族内部紧张关系的重点如今是内尔森和约翰之间的尖锐冲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内尔森一直坚决主张并积极促使家族团结，而约翰则是我们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115. 怒火中烧的领导人 　　1977年1月底，内尔森从华盛顿回到家族办公室，带着40年公共事业典范的荣耀—他的事业带他进入了毕生孜孜以求的美国总统梦的中心。但是，尽管内尔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却为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件愤愤难平。 　　随着水门事件的败露和尼克松灰溜溜的辞职，福特总统挑选内尔森当他的副总统。内尔森将该选择看做是一种莫大荣誉，能够让他在危机关头身居要职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他用自己泰然的个性处理了国会艰难而劳心的确认程序。1974年12月，国会批准了他的提名。 　　副总统职位对于习惯于争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惑，不过好在福特愿意发挥内尔森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另外，如果福特决定不争取连任—正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内尔森就具备了必要的内部业绩，于1976年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按照内尔森预计的那样发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诉内尔森，他已经决定争取连任，而内尔森将不是他的竞选伙伴。总统的决定反映了他内部圈子里顾问们尤其是他的总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想法。他们确信，内尔森的自由共和党派别将在总统预选中输给罗纳德里根—他是该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宠儿”。毫无疑问—至少内尔森心里这么想—拉姆斯菲尔德自己当总统的野心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着挑选鲍勃多尔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在激烈的斗争中击败罗纳德里根，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选举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数年以后，在纽约的一次公共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认说，当年放弃内尔森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以他的观点，内尔森的出现将在他1976年赢得选举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福特的决定击垮了内尔森。严酷的现实是，他当选总统的希望如今彻底破灭了。尽管如此，他很仁义地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福特，甚至代表共和党的一票开展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但是，1976年以后，内尔森再也没有竞选过任何候选人。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兴趣，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备感伤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硕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遭受如此打击，他变得愤懑难平。 　　内尔森还发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多年来在州、国家政治最高层次上的运作—包括4次竞选州长、3次竞选总统—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钱财。很显然，他从1934年信托基金和个人投资中获得的综合收益已经不足以同时维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包括广泛收集艺术品。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他已经数次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结果1934年信托基金委员会决定不再允许他抽调任何本金。虽然还是个富人，但内尔森却生平第一次需要节省开销。 　　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望和经济上的困难，但内尔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绝登上公共舞台之后，这种精力如今将用于家族内部。 　　内尔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们这代人当中事实上的领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机构背后的指导力量。他认为，既然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政府领域，就该重新获取这种地位。内尔森认为自己理应自动获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似乎不仅仅是有点自以为是的问题。甚至在他回到纽约之前，他就明确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他在没有咨询家族内任何人的情况下宣布，他要对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详细分析。 　　内尔森刚刚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56层的老办公室，就明确表现出不容忍对他的计划的任何歧义。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技能，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将这种政治技能用于自己的家族事务。在追求控制权的目标过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们旁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约翰。 116.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约翰会强烈反对内尔森，这在之前是不可能预料得到的。约翰一直是个羞怯、内向的人，曾经听凭比较豪放、霸道的内尔森将自己挤到一边，扮演我们这代人的领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波坎蒂克地产的所有权，以及与父亲打交道这种永远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在慈善事务上却不是这样。约翰自认为是洛克菲勒慈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这种传统看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漫漫岁月中惟一能够将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虽然内尔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上升到了全国知名的地位，约翰也在美国慈善领域默默无闻地赢得了领导坚强和成就重大的名声。他已经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性董事长辛勤工作了20年；已经成为创建纽约市的林肯中心—全国卓著的表演艺术中心—的支柱力量；通过人口委员会—那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的—应对了颇有争议的全球人口过度问题，而且多年来一直自己筹措资金；并且通过他个人对经济开发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和倡导，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约翰还重新恢复了日本协会，创建了亚洲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的慈善捐献平均大约每年500万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慈善事业是约翰的“领地”，而他痛恨内尔森自负地认为指导家族主要慈善机构—特别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未来的应当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 　　约翰对内尔森强硬的反对态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观点的变化。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约翰一直为当时的社会动荡深感不安，但是，他并不是一味指责年轻一代令人费解的态度和反叛行为，而是致力于理解他们内心不满的根源。约翰和他的同事们与年轻人—包括黑豹党（Black Panther）人和常春藤联谊会的大学生—在一起相处了几百个小时，聆听他们诉说自己的不满、政治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发现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对约翰来说是一次转型的体验，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该书是当年的一个很好写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蕴藏在年轻人身上，并指出，将世界弄得一团糟的老一辈人应当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寻求指导。该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社会的高层人士并不经常与不满社会现状的人，甚至是年轻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相当了解他的人来说，约翰的想法和结论并不那么惊人。他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常说的“空想主义者”。多年来，他直接接触到许多严重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加深了他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的本能的同情。其结果是，他的政治观点比以往更加倾向自由的一边。 　　回想起来，这就是内尔森与约翰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作为纽约州的州长，内尔森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不断地向右倾斜—比如“洛克菲勒”药物法规、他对阿提卡监狱暴动的镇压，以及他对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拼死维护，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态势。内尔森鄙视约翰的自由主义，以及约翰对曾经辛辣攻击过他的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欢迎态度。他还对“侄子侄女们”的表现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决心不让他们拥有对重要家族机构的控制权。因此，激战的“擂台”已经设好，首当其冲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未来。 117. 第一战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已经成为全国第十二大基金会，捐助资金达到2.25亿美元。基金会的项目与1940年创建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我们兄弟5人创建该基金会时，为的是管理我们对诸多机构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军（Girl Scouts）、世界青年联合会（YMCA），以及纽约市和威斯特彻斯特县的90多家社区机构。父亲在1951年捐献的将近6 0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据第一次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捐献资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直依赖我们兄弟几个每年的捐款），使我们能够将基金会的范围扩大到我们兄弟几个之外，为每个兄弟发起和领导的机构提供大量支持。接受这种捐款的机构主要有约翰的人口委员会、内尔森的美国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协会和劳伦斯的杰克逊洞穴保护公司（Jackson Hole Preserve, Inc.）。 　　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从父亲的地产那里获得用于捐款的7 200万美元。由于资源的大幅度增加，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计划。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继续处理着我们兄弟几个的个人捐献，为家族领导的几个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但如今，我们开始接触更大范围的机构和组织。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开始演变成一个更加传统的基金会。我和我的哥哥们对这一过程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会希望承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责任，并通过这个基金会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慈善利益。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开展，并显著地反映在基金会对从事民权和机会均等领域工作的支持—这一点非常符合许多“侄子侄女们”的利益。但是，虽然我和我的哥哥们坚决支持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范围更加广阔，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族领导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多年来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继续负有责任。在我们考虑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退出这些机构领导职位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简单地将这些机构切分开来而不为其将来提供充足的资源，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设想捐献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也就是大约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献资金的一半。我们的考虑是，有了这些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将不再需要继续为这些机构负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会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立刻启动了一个审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达纳克里尔负责监督。 　　不到一年时间，显然我们每个兄弟对于我们所说的“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期望和目标各不相同。约翰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终端”拨款的数量和金额。我和劳伦斯与约翰的意见不同；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的各个机构拥有坚实的未来。尤其是其中的两家机构—劳伦斯的斯隆凯德琳癌症纪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学—要想作为卓越的机构生存下去，就要求获得大量的经济支持。我和劳伦斯强烈倡议为这两家机构提供大量的捐献资金。约翰坚决反对我们建议的金额，称之为“不合适、假公济私”的行为。 　　虽然内尔森对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早期阶段没有什么兴趣，但很快他就发表了他的意见。 118.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断送” 　　专为规范慈善基金会而设置的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给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该法案严厉禁止基金会理事的假公济私行为，其中大部分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税收改革法案通过国会讨论期间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约翰坚持说，国会中，人们强烈支持另行立法，来完全摈弃基金会。结果，约翰争辩说，既然法律暗示捐献人应当开始削弱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那么我们应当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起个带头作用，主动减少家族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约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这样家族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就能变为少数。以我的观点，约翰的立场是在置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当初创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共同兴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才成了全国最受尊重的基金会之一。为了安抚在华盛顿的临时多数政客而削弱我们兄弟的作用，我感觉那是个严重错误。但我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约翰。 　　约翰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含蓄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高层次的道义角度进行讨论—使得冲突更加尖锐。他的想法和态度不仅让我和劳伦斯非常恼怒，而且让在间隔将近20年后于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内尔森更加暴跳如雷。内尔森指责约翰试图“断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正如他早先听凭家族的影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削弱并最终丧失一样。 　　虽然为了息事宁人，我愿意就约翰的立场作一些让步，但内尔森却没有这种心态。毫无疑问，内尔森对待约翰的居高临下姿态一直很伤人，但在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爆发成公开的敌视。过去，约翰一般都向内尔森让步，而内尔森天生的政治直觉从来都不会让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过分。但这回，情况却不一样了。 　　约翰对“侄子侄女们”的同情，以及他们在书中向科利尔和霍罗威茨表达的观点，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内尔森对他眼中孩子们的叛逆行为大发雷霆。既然我们要把基金会传给年轻的一代，而年轻人已经公开鄙视这个家族并正投身于内尔森觉得绝对无法接受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还要劳神挽救基金会呢？内尔森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分配给我们兄弟几个认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机构。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内尔森希望重新建立我们兄弟早期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和管理的垄断。 119. 阋墙(1) 　　从1977年年初开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会议上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内尔森与约翰之间愤怒的争吵加剧了，而劳伦斯则偶尔会放弃自己作为理事长的职责，介入他们的争论。如果这种家庭内部争吵是在私下进行，那么情形也就不那么令人沮丧了，但外部理事们—包括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联邦储备前董事长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卫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长约翰加德纳—也被迫目睹这些过激的场面。 　　敌对态势是在内尔森回到5 600房间后几天内开始的，当时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长。内尔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经接替约翰短暂领导过基金会，而约翰则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内尔森一回来，劳伦斯坚持说他很高兴能够让位，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填补内尔森的空缺”。约翰立刻表示反对，说该轮到我当理事长。我以自己在大通最后几年的沉重负担为由谢绝了。劳伦斯勉强答应继续担任理事长，直到我4年以后从银行退休。 　　百折不挠的内尔森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以确保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个提名委员会会议上，内尔森提名国家艺术基金会前董事南茜汉克斯和亨利基辛格为理事会成员。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约翰—对他们作为理事的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曾长期与内尔森共事。另一方面，要拒绝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后，他们两人都入选了。 　　内尔森还建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应当恢复其原有职能，即为兄弟几个人的个人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们”和家族外的成员—都只能担任顾问。内尔森的大胆想法很不切实际，约翰加德纳尤其感到愤慨。 　　加德纳要求与我和劳伦斯私下谈谈，于是我们在5 600房间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加德纳对内尔森的提议感到义愤填膺。他指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在公共组建的基金会里，每一个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托责任；一个外人投票的作用永远都不得低于某个兄弟的投票。我完全同意加德纳的意见，并明确地告诉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劳伦斯坚决维护内尔森的立场，严厉斥责加德纳，指责他的动机和他的个人信誉。加德纳明显被劳伦斯的斥责激怒了，便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之后，加德纳辞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的职务。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报道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矛盾。我肯定是加德纳透露了报道中的内容，对内尔森道义上的不当之举进行了描述。加德纳对内尔森的阴谋诡计和劳伦斯的横加指责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内尔森的提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接受。正因为此，我对约翰加德纳竟然让这件事见诸报端感到极其失望。那以后，负面的公众效应在一段时间里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名声。 　　但是，冲锋陷阵的内尔森拒绝约束自己。在1977年6月的理事会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为长岛的纽约科技学院提供一些捐助资金，帮助其建设一个新的骨科大学。提出该议案是受肯尼思里兰博士的启发。 　　许多年来，内尔森一直蒙受里兰博士的照顾—他成了内尔森信赖的朋友，是他永远的随从人员，无论我哥哥到哪里旅行，他都陪伴左右，并随身携带他那张便携桌子，以便进行治疗。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访内尔森，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兰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个关节被弄得噼啪直响，四肢被扭曲着、拉拽着，看来很不舒服。在内尔森的建议下，巴布斯和劳伦斯也应用了里兰博士的经验，而且他们也深信不疑。 　　内尔森的提议引起了其他理事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觉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源，来支持由他的一个密友主持的优势并不确定的项目。但是，内尔森拒绝让步。最后，作为一种折中，理事会拨款10万美元，研究该大学的经济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为都市艺术博物馆提供援助的议案问题上，约翰和内尔森再次“决斗”。内尔森要求将该艺术博物馆列入克里尔委员会清单，以纪念于1961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人类学探险活动时丧生的儿子迈克尔。内尔森已经向都市艺术博物馆捐献了他收集的早期艺术品，包括迈克尔收集的一些工艺品。博物馆建了一个新厢房存放这些收藏品，并以迈克尔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绝好的解决方案：内尔森的收藏品有了一个永久的家，对迈克尔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纪念，而都市艺术博物馆自身的收藏品中一个明显的空白得到了填补。 　　家族对内尔森的议案作出了慷慨的反应。马莎贝尔德提供了建设新厢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将近15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藏品的安装和永久维护，而家族里的一些其他成员—包括我和劳伦斯—也都对该项目给予了支持。但是，内尔森遇到了他自己无法解决的费用超支问题，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考虑额外资助15万美元。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这项额外资助，但约翰表示反对。他争辩说，都市艺术博物馆已经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全部资金捐助，没有资格要求额外支持。让我们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约翰又一次表现出来的“假仁假义”态度。最后，理事会批准了额外捐助，约翰气急败坏地表示弃权。 120. 阋墙(2) 　　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势：约翰和内尔森在理事会上怒目相视、冲突不断，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会议成了我们大家不快的经历。 121. 家族办公室的小规模冲突 　　1977年春天，内尔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张的对家族办公室的调研，并将他的建议提交给他的3个兄弟。截至当时，祖父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办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运行。首先是祖父，然后是父亲，他们聘请了一小批专业人士帮助管理家族的商务活动和慈善利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越来越活跃，很有必要设立不同的部门，来处理家族在法律、房地产、会计、投资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 　　父亲慷慨地继续支付大多数这类服务的费用—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那以后，他的遗孀马莎—她继承了他的一半地产—同意支付办公室开销的一半，剩余的由我们这代人负责。1971年，马莎去世。从此，我们兄弟几个—在巴布斯的帮助下—承担了办公室的所有费用。而后，随着通货膨胀直线上升，随着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对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公室的费用每年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内尔森的调研包含几个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提议成立一个家族拥有的公司来重组家族办公室，而该公司要向其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内尔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几年前创建的贝西默信托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并提议将公司的服务推销到外部客户。该“洛克菲勒信托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个董事会掌控，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内尔森计划通过合理安排办公室的运作，能够大幅度削减我们的开支，处理家族延续性这个复杂问题，以及我们兄弟几个与我们的孩子们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从许多方面说，内尔森的建议看来是解决家族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 　　但是，内尔森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家族里其他人的策略。当他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该担任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他要取代担任办公室非执行主席将近20年的劳伦斯，以及精明能干的经理—在这将近20年期间的事实上的办公室首席执行官J理查森迪尔沃思。内尔森还提议，要将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为“在外部世界证明有能力”的人。根据内尔森的条件，从家族内部来说，只有他、劳伦斯和我，以及约翰的儿子杰伊—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才有资格。内尔森羞辱般地将约翰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团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头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合作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观点。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的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集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了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的如此敌对。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大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实行。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继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122.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属性。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由我们兄弟5人通过希尔斯地产公司拥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定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定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123.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阑珊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实际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他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地产保持，而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中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一个遗产。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个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成“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应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热烈。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达3 500万美元。 　　虽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开阔区的边缘土地来筹措，但大部分捐资将不得不出自我们自己的“口袋”。内尔森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弥补兄弟几个捐款的差额。约翰再一次坚决反对，声称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济私”。这一具体问题成了约翰与内尔森之间争斗的最后一个战场。 124. 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们1977年6月在娱乐房的反叛事件过后不久，约翰给内尔森写了一封信，从他的56层西北角办公室亲手递交到内尔森的东北角办公室里。信中说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说，你的一生要实现两件事。第一是当上美国总统，第二是成为家族的领袖，确保家族继承父亲和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族传统。显然，你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失败，而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你就面临第二个目标也失败的危险。” 　　内尔森立刻回信，要求约翰“收回”那封信。当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但内尔森却十分固执。他说，除非约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则他将终止关于波坎蒂克问题的谈判，寻求在他自己那块地产上建设饭店和会议中心的计划。最后，约翰的确收回了那封信，谈判又恢复了。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约翰与内尔森对峙的中央。他们的观点都很占理，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经过大量的讨价还价后，我们达成了妥协：内尔森同意将开阔区的大部分作为公园用地捐献，条件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为历史区域捐资500万美元，且我们的2 000万美元捐资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 500万美元的捐献，这样波坎蒂克计划中历史维护部分的充足资金就有了保障。约翰认可这种协议，看来，永久性—并且友好地—解决问题的前景相当光明。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内尔森争斗了多年之后，约翰认为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内尔森一样倔强、暴躁。在改变自己的遗嘱之前，约翰坚持要劳伦斯将石树厅—哈得孙河畔美丽的地产—划入公园内。虽然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的任何部分将来如何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纳入谈判内容，但约翰专横地认为石树厅必须包含在内，否则他就取消交易。 　　劳伦斯非常憎恨约翰单方面提出新条件重新开始谈判。他觉得忍无可忍，拒绝考虑该提议。约翰固执己见。但是，他越是跟劳伦斯大谈他的“责任”问题，劳伦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后，约翰来找我，建议我和他一起找劳伦斯，提出我们自己买下石树厅，以便将它纳入计划修建的公园内。我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们得到的反应正是我所担心的。劳伦斯暴跳如雷，拒绝讨论这件事，几乎是将我们推出了门。 　　经过这件事以后，约翰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劳伦斯不会退让。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遗嘱—就像我们几个兄弟已经修改的那样，将500万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资。但是，他是个拘泥细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订遗嘱，不断提出细微的修改，提出细微的问题，让他的律师重新考虑。我们都认为，约翰的修订已经完成，波坎蒂克问题终于尘埃落地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出现了那悲伤意外的话，局面一定会是这样。 125. 约翰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兰切特星期天来到哈得孙松屋，与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饭。我们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吃了一顿轻松的饭。佩吉跟约翰谈起了她对养纯种瑞士西门塔尔牛新近产生的兴趣。跟从事所有的事情一样，佩吉对农耕事宜已经变得热情满怀。午饭后，她说服约翰坐马车去看看她的一些宝贝家畜。我和布兰切特留在后面，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事情。 　　约翰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与自己的秘书研究自己的遗嘱之后，他在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带着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因为他还没有从踝骨移植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行驶在贝德福特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刚刚与父母吵完架气愤地离开家—从对面方向驶来。道路拐弯的时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树，迎头直接撞上了约翰的车。约翰的秘书受了重伤；她后来的康复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阶段。那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当场丧命。约翰也当即身亡。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恼人的争吵，而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些小事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尽管约翰比我大将近10岁，但他是我所有哥哥当中最努力照顾我的。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但由于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予了我温存的支持，因此我请他在我的婚礼上当我的男傧相。 　　跟父亲一样，约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来的是慈善事业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连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约翰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为人正派、诚实正直、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关爱。他憎恨不公正的行为，慷慨大度地将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产生真正的、持久变革的事业中。他为了降低惊人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而开展的无畏的运动，他对艺术的慷慨支持，以及他为了将远东各族人民和各国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努力，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非常遗憾的是，约翰的成就从来没有得到全面充足的理解或认可。 126. 内尔森的报复 　　死亡并不能总是平息怨恨，也不能终止仇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约翰的死实际上重新点燃了这种情绪。内尔森听说约翰的遗嘱中没有包括500万美元用于波坎蒂克的内容，他失去了理智。当相关的条款念给我们听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内尔森气得眼睛都圆了。至于约翰最终的确将500万美元的内容写进了遗嘱，这一点对内尔森来说并没有区别；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在上面签字。对内尔森而言，约翰欺骗了他，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内尔森立刻召集他的律师们，重新立下遗嘱，将用于波坎蒂克捐资的500万美元内容删除，将自己在开阔区里他享有的份额留给哈皮，将自己在历史区里的份额具体指定给全国历史保护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他规定，在他身故以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没有修改这些内容的权力。 　　内尔森没有将这些修改告诉劳伦斯，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将近6个月以后，也就是1978年12月。当时，他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们说，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原先谈判的那样实施波坎蒂克计划，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他死后从哈皮手里买下他在开阔区的份额。我义愤填膺，并明确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内尔森。看到我如此愤怒，内尔森稍作让步，说他的遗嘱不是最终的，并希望我们能够将事情挽回。但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作这些修改时，内尔森解释说，全国历史保护信托的负责人卡尔休梅尔辛向他保证，其信托机构通过国会行为，将成为出售远洋石油租赁而获取的数百万美元的受益人，将很容易开发并维护“基魁特”，用于历史保护和公共参观；因此，我们谁也不需要再掏出自己的钱来捐资了。 　　我不信任地摇摇头。内尔森太了解政治家的许诺了（他自己就做过这种许诺），应该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的—果不其然，拨放这些资金的立法没能在国会通过。尽管如此，在报复约翰并向人们表明自己拥有控制权的欲望的驱使下，内尔森没有在自己的遗嘱中修改这一内容，没有给自己的遗嘱执行人留有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置权。他的遗嘱自动地将他在历史区的权益转让给了该信托机构。内尔森的最后姿态给我以及劳伦斯—他比我好一些—在后来的15年里增添了数百万美元的开支和更多的烦恼。 127. 内尔森的最后几个月 　　由于内尔森接管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企图被挫败了，他从家族事务中撤了出来，将自己的时间花在两家很花哨的企业上。 　　第一个是一家公司，生产他个人艺术收藏品的复制品，然后出售给公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合适的，因为内尔森最大的癖好和休闲方式是艺术收集。内尔森得到了一种极其精确的生产艺术复制品的工艺，预计高质量复制品的市场相当大—尤其是如果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为此，他复制生产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收藏品，然后通过他在曼哈顿第57大街上租赁的一个店铺和妮梦玛珂丝商店出售。虽然公司很快就出现了些许利润，我们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我妻子佩吉—对这个创意都表示非常怀疑。 　　第二个项目野心更大。内尔森与世界银行前总裁乔治伍兹一起成立了沙特阿拉伯美国公司（Saudi Arabian-American Corporation, Sarabam）。伍兹和内尔森与几个著名的沙特阿拉伯商人合伙，计划利用沙特的石油收入和美国的管理经验来开展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项目。他们希望说服沙特政府和几个阿拉伯生产商投入1亿美元的剩余资金，然后拿出利润的50%给合伙人作为管理酬金。虽然说将阿拉伯的石油收益引入到比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更加有建设性的用途中，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望阿拉伯各国政府会提供所有必须的资金，然后与内尔森和他的合伙人们平均分享利润，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很符合内尔森的性格，但当沙特人退出该计划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内尔森一直希望赚钱，而且他十分尊敬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佩吉产生了共鸣。佩吉在一个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告诉他，她已经将自己一头宝贝的瑞士西门塔尔牛卖了100万美元。听到这个消息，内尔森的表情立刻变了：他对佩吉刮目相看，对她的买卖的所有细节越来越感兴趣。令人十分诧异的是，那么多年来，佩吉与内尔森一直保持着尊敬而彬彬有礼的关系，而如今，佩吉成了内尔森在家族中与之相处最舒畅的人。 　　内尔森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我感觉过得很不愉快。他对许多事情都抱着宿命论的看法，似乎已经失去生活下去的意志。他的心脏有问题，但他从来不告诉哈皮，而且拒绝看心脏专家。他只咨询里兰博士，而里兰只是每星期3次让他躺在桌子上摆弄他的后背和四肢。1979年1月中旬，我为大通的业务出差去中东。动身之前，我给内尔森打了个电话。我记得那时他比平时在我出门前表现得更加热情、关切，因为不管怎么说，出门远行对我们两人来说是一种家常便饭。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直嘀咕，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事实上，那的确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128. 内尔森去世 　　得到内尔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阿曼苏丹王在马斯喀特的会见室里。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觉得与苏丹王卡布斯短暂会见是一种礼貌。他用最热烈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纽约。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我还是坐大通的飞机回了国。我们在怀特布莱恩斯机场着陆时，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围绕内尔森的死而出现的事情—所有这些后来都上了报纸。对于一位事业如此出色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太悲惨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幸的插曲已经被人们淡忘，而内尔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恰当的承认和理解。 　　从少年时期开始，内尔森仿佛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标。虽然他十分敬仰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奥尔德里奇的职业—最让他着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内尔森就将自己的目光更加坚定地瞄准了最高权力位置—美国总统。他明白，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从达特茅斯毕业后，他与母亲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尔森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团结一心的组织驱动力量。 　　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美洲事务办公室协调官开始，内尔森便展示出非凡的素质：工作勤奋、智慧过人、个人凝聚力极强。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能保持自己的葡萄牙语能力。内尔森成了该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专家，赢得了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长期友谊和敬重。事实上，他在许多国家被看做是英雄。 　　战争以后，内尔森曾短暂地为杜鲁门总统工作，担任他的卫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内尔森都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创造性政策制定人。 　　但是，他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担任4届纽约州州长期间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创建一个更加人道、更加进步的社会方面，政府的作用最关键。虽然是个共和党人，但内尔森与有组织的工会和少数民族团体建立了密切、持久的关系。内尔森从来不会让传统阻挡他前进的道路，因此改变了纽约州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结构，注入了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他的许多成就包括发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园面积、彻底修改了税收体制。在内尔森的领导下，纽约成了进步型州政府的楷模。 　　内尔森希望将自己在纽约的成功转变为持久的国家权力。但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他在共和党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他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对于党内新兴的保守派来说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党人”对于坚定的右翼人士来说还是一种咒骂。另外，内尔森与托德的离婚、与哈皮的再婚使他在党内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从来没能从中恢复过来。 　　内尔森是个创造性的坚强领导人，是美国20世纪期间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之一。他还是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个优秀的总统。 129. 佩吉 　　佩吉非常喜欢动手-----种花、开拖拉机，甚至为我们在缅因州的卧室做家具。她热中于新鲜事物，在家畜的人工授精、古陶瓷的鉴别等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领域也是专家。佩吉并不是个闹着玩的人；相反，她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都极其认真。她从来不满足于坐在任何机构的董事会位置上，而是沉湎于创造性的想法，并永远乐于参与具体的实施。在她一生的最后20年里，占用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有两个机构：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Maine Coast Heritage Trust, MCHT）和美国农田信托（American Farmland Trust, AFT），她表现了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的热情和专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缅因州驾船扬帆成了我们两人非常投入的消遣活动。我们每年暑期都会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缅因州沿着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坐着36英尺长无引擎或无桅顶单桅木帆船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日子。后来，我们“升级”到42英尺的欣克利西南船，但还是喜欢自己操纵船帆。 　　因为担心我们那可爱的航船场地的未来，佩吉与我们的航船伙伴、朋友托马斯卡伯特联手成立了MCHT，以帮助保护岛屿避免不当开发。主要由于托马斯和佩吉的领导，MCHT成了一股有效的土地保持力量，鼓励土地拥有人获得自己地产的保持权。这一创造性的法律工具使得MCHT能够保护115个私人拥有的岛屿和缅因州25 000多英亩风景壮丽的海岸。 　　20世纪70年代，佩吉对养肉用牛产生了兴趣，并用她那典型的热情和精力追求这一新嗜好。她调查了美国肉用牛行业，发现西门塔尔牛—那是一种新近引进的欧洲品种，身架大于人们比较熟悉的阿伯丁安格斯牛—正越来越受欢迎。佩吉相信，养西门塔尔牛比更加古老、更加成熟的其他品种成功的希望更大。虽然家畜生意并没有获取利润的保证—生产费用很高，需求不稳定，佩吉却决定干一场。 　　一开始，她在哈得孙松屋养了一小群无角牛（这也是一种时尚，其一部分原因是运送方便）。她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牛，她给它起名叫“保持干净”，因为它的所有子孙后代—即便是有角母牛生的—也都没有角。（注：专业术语叫“杂合型”，也就是说无角公牛的无角基因占主导地位，能抑制有角母牛的基因。）佩吉的纯种牛立刻大受欢迎。她在石头谷仓—那是父亲于20世纪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举办的拍卖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买主。 　　佩吉很快将自己的经营从塔里敦扩展到了缅因州，并开始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寻找土地。最后，她看中了哥伦比亚县的利文斯顿，也就是从波坎蒂克哈得孙河往北大约75英里的地方，并最终在那里购买了将近3 00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养几百头西门塔尔牛。后来，她把大部分土地进行了改造，用于玉米、大豆和麦子的商业化生产。 　　哥伦比亚县的美丽让我们陶醉了。这个区域沿着哈得孙河依偎在卡茨基尔山的西部和伯克郡东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买下这块地后，发现这里曾经是我们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当时他们于18世纪初从德国莱茵兰德移民到了这里。当佩吉越来越埋头于利文斯顿农场的事务时，她请建筑师爱德华拉蜡比巴恩斯为我们设计一个住宅—我们为它取名“四季风”。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里，每星期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她去世以后，我保留了那个农场，虽然我每年只能去几次。 　　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哥伦比亚县养牛和农耕事务后，佩吉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农业中新经济形势的认识。由于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出现，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经济资源已经成为不被淘汰出商务界的关键。与此同时，不可阻挡的城市区域的扩张刺激了一股在郊区开发的浪潮，结果不顾土地的质量如何，也不顾对子孙后代的后果，国家大量的最好农田被吞噬了。哥伦比亚县以及美国东北的其他地区曾经被小型家族农场所包围，但如今，许多农场主已经在压力面前退缩，将自己的土地高价卖给了开发商。大片的郊区住宅出现在了从前的农耕地区。 　　为了阻止这种潮流，1980年，佩吉帮助组建了AFT。AFT并不是要阻止所有开发项目，而是要规范这种杂乱无章的程序的秩序，同时领导保持农田的事业。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权，允许土地所有人就他们自己不动产的未来使用方式设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局限于农业目的或维持其“永久荒野”状态。AFT还游说州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永久性经济储备，以获取这些地役保持权，并因此为小农场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们继续留在农业领域。 　　虽然在农耕地区的开发压力在继续加剧，但AFT在保护全国各地易被侵占区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个州如今已经有了地役权购买计划，数百处场地已经设置了农业保持区域规划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托及其他创造性计划，以确保农民能够继续从事农田耕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兴趣，都很耗费时间，且相互没有什么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两人也许会逐渐疏远—过着各自的日子，相互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都见过朋友和家庭成员发生的类似情形，但我们没有让它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自觉地努力理解对方，支持各自的兴趣和活动。由于我们同时还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非常幸运的平衡。我很高兴能够为她的几个机构提供经济支持，而她也在我特别感兴趣的机构方面提供了帮助。我们的伴侣关系持久而充满温情。佩吉是个十全十美的伙伴。 130. 政府 　　我估计，如果我追寻了我享有的进入政坛的任何机会，我与佩吉的关系都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大量旅行，参加多种公共活动，应酬极其频繁。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这并不是她乐意享受的事情。而政治生涯会要求更加沉重的义务，很可能会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付诸尝试，不过我也的确放弃了一些很诱人的机会。 　　最不寻常的机会是内尔森提供的—1968年6月，肯尼迪遇刺后，内尔森提议要我就任罗伯特F肯尼迪的参议员的职位。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内尔森是否当真，因为他还同时邀请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约翰和我侄子杰伊洛克菲勒。虽然我确实很动心，但我想起肯尼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肯尼迪为司法部长时所遭受的批评，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责有裙带关系，因此我谢绝了内尔森的提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还不得不谢绝了内阁级别的任职机会。理查德尼克松就提议了两次。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当选总统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内尔森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担任财政部长。我告诉内尔森，我希望不要考虑我，因为我刚刚被推选为大通的董事长，凭良心说不能在关键时刻卸任。内尔森将我的决定转告了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 　　几天以后，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礼节性地拜访新总统。新任命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和尼克松的首席政治顾问布赖斯哈洛也在场。虽然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涉及到许多话题，包括与前苏联的关系以及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我觉得吃惊的是，尼克松从来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到财政部长职位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拒绝，因而我估计这是他表达自己不悦的方式。 　　5年以后，尼克松更加正式地邀请我担任财政部的职务。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也就是水门丑闻即将接近尾声阶段，我为银行的业务在中东访问。我刚刚抵达科威特，正要动身去会见埃米尔国王，这时我接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当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黑格告诉我，乔治舒尔茨作为财政部长正要卸任，而尼克松希望我能接替。将军请我立刻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见面。我告诉他，我的中东之行刚刚完成一半，还计划了与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们会谈，而且还有在开罗与萨达特的一个关键会议。鉴于此，我解释说，缩短我的旅程会十分尴尬。黑格非常顽固，强调说是尼克松本人提出的这一要求。我向他保证回到美国后立刻前往华盛顿。 　　2月初，我从开罗回来的那天早上就飞往华盛顿，与黑格讨论约会事宜。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而我自己对政策制订方面的贡献将很有限。几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曾经对工资和价格实施了控制，而我感觉更多的类似措施还会出台。由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让市场具有更自由的约束力，因此我很怀疑我作为尼克松内阁的一名成员将会认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有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恶化、生产增长率下降、外贸当前账户赤字加剧，以及石油危机本身—需要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我觉得由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把这些强硬的措施强加给满心不情愿的公众，至少是很尴尬的，而且我感觉我很可能最终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替罪羊。另外，由于大通本身也面临一些难题，我很怀疑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大通是否妥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总统的提议。几天以后，财政部原副部长威廉西蒙—所谓的“能源沙皇”—被任命接替舒尔茨的职位。 　　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我谢绝这些官位有很大关系（包括1979年卡特总统跟我谈起的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席职位），同时我对银行的承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我对大通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以及对与我共事和我为之效力的人们的一种责任感。此外，我极其喜欢我的工作，相信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没有职责范围的大使”而取得许多成就，造福美国。 　　在银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经常代表银行会见我所访问的国家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偶尔总统也会—请我代表他们执行官方或半官方任务。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瓦文萨被镇压以后，我帮助维持了与贾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后门”的畅通；1981年年初，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要求下，我号召美国商业界支持牙买加新当选的爱德华西加保守政府。 　　我在大通工作的那些年里，许多人声称这些活动是不合适的，干扰了我在银行的职责。我完全不同意。我活动的结果是与外国政府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同时加强了美国内部公私界之间的合伙关系。进一步说，我那些所谓的外部活动给银行带来了很多好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银行在全世界的名声方面。 　　我对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信念从来都不是很教条。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现实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界，在孕育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者单独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驱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定并推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这两个方面密切合作的时候，最佳结果才能出现。 131. 慈善事业 　　父亲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殴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视而不见，直到一个行善的人—他所属的一帮人在圣经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危险之徒—停下脚步施以援手，救了那个人的命。你的邻居是谁？你对他负有什么义务？这是故事的要点。对于父亲来说，其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每天早晨早饭前的祈祷中，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尔在波坎蒂克山的联合教堂为纪念父亲而为百叶窗选择的主题—是父亲一生的象征，在激励他做善事。对于他来说，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 　　父亲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动，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我—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在我看来，这是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 　　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参与赋予了我巨大的满足。 　　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类”—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 　　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迷团被破解。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 　　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1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 132. 央巴卡帝洛中心(1) 　　与许多人的观点正相反的是，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 　　同样，谁也不应当因为审慎冒险而感到愧疚。这是我从熊彼特那里学到的一个基本真理。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把新产品和新创意带到市场，如果没有投资人愿意为之投入资金，那么真正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正如我们在20世纪学到的惨痛教训一样，那时就只有政府来控制生产要素，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和东欧田园荒废、工厂凋敝，亚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几十亿人民生活得伤痕累累。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长期投资—经历了各个不稳定和危机阶段—有力地证明了我愿意承担与收益前景相匹配的风险。也许，我这种冒险意愿表现得更加强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称做“西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 West）的旧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Embarcadero Center）项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是旧金山通过联邦城市更新程序决心重振破败的码头区沿线商务中心区的一次努力，通过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来吸引够资格的开发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蒙哥马利大街以东的市中心地区大部分都是拥挤不堪的破落贫民窟、农产品市场和廉价旅馆。在精明能干的贾斯廷赫尔曼的领导下，为重振这个历史区域成立了旧金山再开发署（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SFRD）。贾斯廷的设想与父亲通过建设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顿中心区的希望惊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个合伙企业—合伙人中还有得克萨斯开发商特拉梅尔克罗、亚特兰大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温斯罗普，拟投标竞买SFRD出售的一块土地。我们建议建设一个饭店和4栋办公楼，连接各楼宇的是广场和人行道，广场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积可用于餐馆和商店。该设计很有创新性，方案很快获得了SFRD的批准。我们的合约要求我们在10年期间分别、按顺序清理场地并建设那5座大楼。我们说服了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成为我们50%的合伙人，并提供建设融资。 　　我们于1971年开始动工，并在接下来的3年里完成了头两座办公楼和凯悦饭店（Hyatt Regency Hotel），将波特曼签字门廊放在中央位置。不幸的是，我们工程完工的时候，旧金山的经济萧条使房地产市场疲软了下来。 　　眼看央巴卡帝洛中心的第二座办公楼空置了一半，第三座7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EC3）没有一个租户签约，这时，保德信保险公司拒绝在EC3占有实资—尽管如果我们继续建设的话，它仍然有义务提供抵押融资。因此，1976年，随着因为别处的经济问题克罗和波特曼分别退出央巴卡帝洛项目，温斯罗普的财产执行人又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我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彻底退出，也可以自己单干。如果我退出这个项目，与SFRD签署的协议将禁止我参与EC4的建设。但是，如果我自己融资，则要求我提供全部6 000万美元的资金—相当于信托基金之外我个人的净值—以及每月1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直至形势扭转。因此，如果我继续进行这个项目，而萧条的形势继续下去，我个人就有破产的危险。 　　虽然迪克迪尔沃思和我的其他顾问们都告诫我不要担负这种额外的风险，我还是决定冒一冒险。我相信，一旦萧条期结束，央巴卡帝洛的面积就会炙手可热。尽管如此，自己单独干下去的风险还是巨大的。 　　单干头3个月的形势没有见到什么希望。大楼自1976年夏天完工后长期空置。我们夜里一直开着灯，这样大楼就不会黑黝黝的。但是，从凯悦饭店的窗户往外看，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宽慰—除了夜间警卫外，出租楼房里空无一人。 　　谢天谢地，旧金山市场很快扭转了局面，租户们开始承租EC3了。到了1977年中期，租金已经达到了扭亏为盈的水平。保德信公司同意为EC4提供抵押融资，并央求我允许他们在实资投入方面也投入他们相应的股份。我同意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以较高的新评估价格买回他们在EC3里的50%股份。这样，我不仅收回了我在EC3里的投资，而且收回了在整个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里的投资。我为了继续从事该项目而冒的风险，结果为我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数年以后，我们扩展了该项目，增建了央巴卡帝洛西区，结果该新投资毁在了1989年的房地产市场疲软和港湾地区地震的形势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需偿还的巨额贷款，央巴卡帝洛西区在破产的边缘“晃悠”着。但我继续对旧金山的长期前景抱有信心，而且尽管我的顾问们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心坚持下去。 　　到了90年代中期，在旧金山民众的协助下—他们对城市的迅速发展感到震惊，投票支持严格限制新商业建筑项目，房地产市场得到了恢复。1998年，由莫特朱克曼控制的房地产公司—波士顿不动产公司—用18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央巴卡帝洛中心的所有办公楼。由于我从波士顿不动产公司那里获得的是债务形式的付款，因此我在央巴卡帝洛仍然有间接的风险，但在此过程中，我分散了自己的投资，包括美国各地主要地区黄金地段的不动产。 133. 央巴卡帝洛中心(2) 　　我与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30年的交道使我获取了利润，并帮助启动了旧金山富有悠久历史的市中心和码头地区的振兴。正如洛克菲勒中心的开发一样，央巴卡帝洛项目表明，当经过深思熟虑的政府领导人与甘冒风险的资本家们联手致力于改善城区环境的时候，造福的是社会。 134. 今天和明天 　　在我87岁的今天，我的生活依然繁忙而充实。我还在四处奔波旅游，为了生意，也是为了享受。我最近刚刚结束了令人振奋的泰国北部、老挝、缅甸、中国西部和中国西藏的旅行，还愉快地乘船游览了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和亚马孙的里奥内格罗。最近这些年，我经常跟我的家人一起旅行—自从佩吉去世后，他们都想方设法地宽慰我。虽然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住在纽约，但他们常常来看我，并且只要来到纽约，就把我在曼哈顿的家当做他们的活动基地。 　　随着我的孩子们年岁越来越大，他们每人都发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特殊兴趣领域，并通过这些兴趣为我们所在的社会作出了贡献。从许多方面说，我觉得我最感到骄傲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我妻子佩吉的成就—是这6个生龙活虎、聪颖智慧、矢志不移的孩子。虽然我们在过去对许多事情都有过分歧，对世界的认识至今还很不相同，但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已经跟我一样坚强地继承了遗产，运用了他们的资源来改善世界，或至少努力改变世界。我为他们每一个人感到无比自豪。 135. 成功与幸福的要素 　　回顾我的一生，我意识到我实在是非常幸运。多亏了祖父和父亲，我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使我能够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无需担心从哪里获得经济来源。我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父母的明智指导，那么这些继承下来的财富就会成为一种诅咒，而不是福气。几十年来，有不少这类显而易见的令人遗憾的例子。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在用爱和尊重待我的同时，还树立了一个社会责任感的出色典范。有了这样的背景，我才能努力安然度过青少年期间的常见危险—使这种危险更加复杂的是社会对富家子孙的嫉羡和吹毛求疵。 　　除此以外，我还有幸拥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事实上，我至今仍每星期在健身房运动几个早上。因此，我能够保持广泛兴趣而不感觉压力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一天所做的事情只限于工作时间。 　　通过学习身边的世界，尤其是繁忙的工作、娱乐和旅行过程中的细致观察，我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在人生的许多事件中，无论大事小事，也不论重要与否，我都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我的满足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喜欢结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种族和国籍、观点各异的人们。这并不是说我喜欢自己遇到的所有人。有些人让我不胜其烦，有些人让我望之生厌。但是，与人相处使我充满活力，也使我的人生富有意义。我的家人和亲密朋友们给了我年轻时缺乏的自信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每天遇到的许多事情就会显得充满威胁，生活就会变得紧张惊慌，而不是激动人心、其乐融融的挑战。 　　尽管我经历过失望、挫折，以及不快乐的时期，但我在生活中找到了巨大的满足和享受。这主要是因为我父母制定的原则，以及我妻子、孩子们和许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这真是惬意的一生。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